这只拿了世界冠军的少女足球队，最想踢出自己的命运
外来人肖山带着足球闯进了海南岛封闭单一的世界。在过去12年，他和队员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叫做“琼中女足”的神话。对肖山来说，这是他和一百多位女足队员相互成就；对女孩们来说，这是她们于球场和女性命运之上的双重突围。
文 | 安小庆
编辑 | 金匝
这是一个发生在遥远边地并且近似于《摔跤吧爸爸》的故事：一个位于热带岛屿的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对职业运动生涯壮志未酬的外来中年男子，一群生长在山区长久以来重男轻女环境之中的少数民族女孩，一项与摔跤一样被视为男性传统强势项目的运动——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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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晚上9点，海南夏季的溽热依旧令人烦躁。
位于海口跨海大桥附近的世纪球场，每个晚上都有市民在网栏边上站成一排，围观场内的球队训练。
家长总会跟身边的小朋友讲，“这就是琼中女足，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甚至从东北哈尔滨来海口居住的新移民，也会跟好奇的路人更新这只少女足球队的最新战况：“7月份她们又在全国运动会上拿了一次冠军。”
球队的教练肖山，和助理教练同时也是他妻子的吴小丽，此时正站在球场边对峙。
“你说吧，每天8点从基地出发，路上怎么着50分钟也足够了，现在都9:30了，怎么回事？！”肖山不满球队迟到，吴小丽艰难忍住眼里的一点笑意，不敢告诉肖山迟到的真实原因。
这个暑假，是琼中女足高强度的备战时间。9月初，她们将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为了丰富姑娘们的参赛体验，这一次，作为球队大管家的吴小丽，提前给22个队员都做了一身黎族服饰，搭配一双米色的方根系带高跟鞋。
为了确定尺码，几十个孩子们挤在宿舍的狭窄楼道里逐个试穿样鞋。她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人生中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尽管吴小丽在一边多番催促，兴奋笑闹的孩子们还是少有地耽误了晚间训练的出发时间。
世纪球场的晚上6点到9点都是收费时间。肖山找人谈下了9点以后的免费时段，还有每天早上5点到9点，下午6点到7点，都是队员的训练时间。中午和下午是休息和学习时间，能够躲过海南岛白天最毒辣的曝晒。
训练中的女足姑娘们。图 | 视觉中国
于是，包括教练在内的每个人，每天都会换下3身湿透的衣服，冲凉3次。这种被汗水浸泡的运动员生活，她们已经过了近5年。
她们之前，还有两批次的队员，在过去12年里，作为整体的琼中女足拿到了3个世界冠军的奖杯，数次全国冠军，超过40名队员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并有30多人进入大学并获得工作机会。
对于琼中山区以外的人来说，女足队员们通过踢球改变命运，大概是当代都市生活叙事中最没有吸引力的故事类型之一了。但对于这些来自重山深处的女孩来说，这已经是人生最艰辛也最美的收获之一。
球队的训练球磨破露出球胆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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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个月，老有朋友跟肖山说，“老肖，你去看下《摔跤吧爸爸》，跟你去海南的这些事儿很像哦。”
尽管很好奇，但肖山暂时还没时间带队员们一起去看这部电影。在最近两个月里，他忙到常常有把手机一关然后消失的念头。
“来自各方面的期待和要求，搞得我现在有点晕了，有点骑虎难下的那种感觉。如果有专业化的教练团队，我真的想在9月份打完全运会之后退下来，然后找一个没有电话信号的地方安安静静待几天。”
但现在的琼中女足主教练肖山，已经没法回到过去的宁静了。
2003年，湖南长沙，35岁的肖山跟朋友们喝了一顿酒。这是他从专业足球运动员退役后的第8年。这期间，他开过饭店，办过煤矿，做过销售。在更早前，他7岁开始踢球，做足球教练的父亲在背后推着他，一路进入山西队。
但时运不济，年轻时辗转多地，他没能在个人精力和技术俱佳的时刻转会到更有竞争力的球队。27岁时，他决定退役。
但那一天，朋友都走了，他心中突然悲凉，“感觉退役之后什么都做过，也挣了点钱，见了些世面，但回过头来一想，过得没一点意思和色彩”。
他还是惦记着足球，想从头带一只队伍的想法一直没忘记过。因为“只有足球能够让我静下心来去研究琢磨，其他东西没法让我这么投入”。
两年后，一个电话来了，是肖山在山西青年队时的老教练谷中声打来的。已经67岁的老爷子希望自己曾经的得意弟子能够去海南辅助他，一起从无到有地创立一只男子足球队。
那早已经不是中国足球的好年月，但仍怀有期待的谷中声，在海南琼中县政府力邀下，想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没想到的是，肖山当时就在电话里同意了他的邀请，3天后，坐着火车来了海南。
肖山一向是个干脆的人。年轻时为了能从每天喝茶看报的单位调动到其他球队，他不顾领导威胁，不要体制身份、不要工资，一天之内从原单位出走。
37岁，他再次丢掉一切，出走海南。
这一次，他想的更清楚了，“在内地，水平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资历比我老的教练大把。在正常的情况下，指望有人能请我带一只省级队伍，可能一辈子也轮不到。”
肖山带队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训练。 图 | 视觉中国
尤其在当年海南足球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图景下，“去了，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希望，只要能把队伍带出来，就是梦想成真。”
梦想的启动资金只有海航赞助的10万块钱。本来目标是男足，但师徒俩冷静一合计，最终放弃了。因为“第一个，没钱，琼中是国家级贫困县；第二个，内地男足搞了几十年都没有搞上去，我们想搞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把目光投向女足。“女足不怎么花钱，成绩相对好出，只要选材好，扎实去打，还是有机会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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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挑选队员，肖山开着一辆破旧的三菱越野车，跑遍了琼中县乡镇下属的30多个中小学。渐渐地，他发现了此地孩子们的特点。
“个子都不高，晒得黑黑的小不点”。但因为从生下来就在山里跑动，“沟沟坎坎的地理环境造就她们四肢协调，灵敏，看她们爬树摘椰子，比猴子还要快，大自然就是最好的教练”。
这也让肖山和谷中声确立了球队的战术特点：“我们小，必须要有特点，就是快，还有灵活，靠这个你才能打得了大个子。”
图 | 新华网
在山区寻找队员的一年多里，肖山也渐渐了解本地的传统和风俗。他印象很深的是，家长们都不懂足球，并不是要通过足球来改变孩子，“他们只是奔着上学、住的、穿的不花钱，重男轻女严重，家长会说，还有一个小女儿，要不要一起带走”。
看眼睛是否灵动，看跟腱和肌肉爆发力以及身体协调性，最终从山区学校里初选的300个女孩里，诞生了琼中女足的第一批队员，共24人，平均13岁。那是2006年2月15日。
几天后，和肖山刚登记结婚不久、还没办酒席的吴小丽，也辞掉了海口中药公司的稳定工作，来琼中帮丈夫了。
在吴小丽的眼里，那时的肖山有“殉道者”的气质，“黑黑的，瘦瘦的，像高仓健一样沧桑，他有能力，但一直不是很顺利”。
这之后，吴小丽成了球队万能的大总管。需要时，她是厨师、助理教练、生理卫生老师，可以做饭、补射、守门、当鞋撑子，疏导心理。
但仅仅过了两三个月，肖山就想放弃了。
封闭荒芜的热带，充满阳光和水汽，也同时具备蒸腾掉所有希望的可能。
肖山、谷中声、吴小丽的到来，渐渐成为当地人眼里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有很多不理解，说这几个外地人就是来‘耍猴’挣钱的吧”。
除了人言可畏，吴小丽还回忆当时条件也很艰苦，唯一一块训练场地，是队员们一起平整了一块杂草地才得来的。
谷中声知道条件太差，留不住肖山。肖山把要走的事告诉了队员。他记得“队员们的眼睛就像亮起来的灯泡又暗下去一样”。
他让她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我一走，她们又回到以前，不看体育频道，也不懂足球的魅力，我通过足球给她们也给自己画了一个大大的饼”，看到队员们的失落，肖山决定留下来再试试。
组队的10万块钱很快花光了。接下来，他和吴小丽决心先去找钱养活球队。
两年多的基础训练过去，琼中县城开始有一些机关的男子足球队因为好奇，想跟女足打比赛。肖山跟他们谈判：“要比赛可以，但不论输赢，最后你们每个人少抽一包烟，一对一帮助我的队员买一双布面的足球鞋。”
女足队员在训练间隙给训练鞋淋水降温。据肖山介绍，由于训练场是人工草坪（即塑料草）与训练鞋摩擦后训练鞋发烫。图 | 视觉中国
当时女足队员们买不起皮面的球鞋， 20多元一双的橡胶钉布球鞋，对于穿着拖鞋来球队的孩子们来说，已经很专业了。
到2008年，肖山又选拔了20多个队员，这是球队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刻。每天早上，吴小丽要操心40个人的吃饭问题。
为了省钱，她每天去菜市场“化缘”，一毛钱都讲价，老板不愿意便宜的时候，她就开始讲故事：“我们的队员，家里穷，打比赛很惨，这个孩子右脚的鞋踢烂了，跟另一个孩子剩下的左脚凑一对再穿，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小孩用身体去挡球，很多人身上都淤青。”在吴小丽的讲述下，“卖牛肉的阿姨感动极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砍骨头”。
到2008年，球队开始参加省内省外的一些比赛。第一次参加全国性比赛是在广东英德。肖山当时只是想让孩子们试试，结果先被河北队打了9：0，又被北京队打了8：0，最后被广东队打了7：0。
几场下来，谷中声已经灰心了。队员们因为感到羞耻，每次吃饭都等所有队吃完之后才去。肖山当时还常骂她们动作太慢，后来才突然察觉到，她们是不好意思。
最后一场球，是跟四川队打。赛前，肖山拿着两袋咖啡去找四川队教练求情，希望他们能在比赛结束前让海南队进一个球，“给孩子们一点点自信心”。
距离比赛结束还剩5分钟，对方已经5：0领先。球突然到了海南队队员脚底下，肖山还记得那个队员的表情，“根本不敢相信”。但因为紧张，球没踢进去。对方又给了一次机会，终于球进了。孩子们激动得跳起来，肖山心里一片苦涩。
那段时间，球队成了整个县城的一大笑话。肖山感到，这回真到了要么出成绩要么走人的关口。
从英德的比赛回去，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整个2008年，“我也掉层皮，队员们也掉层皮，经常两三个月不出校门”。
在高压里，时间到了2009年。这一年的全国青少年女足比赛中，琼中女足拿到了铜牌。
“这块铜牌出现得太及时了，否则我回去之后真的会马上原地解散球队”。这是海南在三大球全国性赛事里的突破，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
肖山觉得自己确实“命好，第三年有了一点成绩，不然决计熬不到计划中的第五年”。在现场，队员们全哭了，肖山没有，“眼泪在眼睛里面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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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球场上，肖山最常吼的一句话是：你给我全力跑啊！球比你快！
快速滚动和腾空的足球也在2009年之后不断加速：2010年琼中女足获得全国青少年女足比赛第四名。2011年，两位队员入选国家女子足球队中青集训队。2012年获全国大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季军。
2015年4月25日，瑞典“2015斯凯孚(SKF)与世界有约希望工程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女足决赛中，琼中女足在点球大战中最终以4：3战胜瑞典阿卡德米女足，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此后两年，他们又两次获得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2和U14女子组冠军。
在2015年“哥德堡杯”世界青少年足球锦标赛U12女子组的决赛中，琼中女足战胜瑞典阿卡德米女足夺冠，姑娘们捧起奖杯庆祝。图| 网络
肖山对足球的初心在12年后逐渐长成了一棵大树。“我和队员互相成就。她们不断在刷新我对体育和女性的认知”。
的确，在群山和热带植物的遮蔽下的热带，女性的命运如同岛屿上的作物一样单一。同时作为女性和教练的吴小丽，对此有着更切身的体悟。12年里，中途离开的孩子有很多，“不少是因为家里没钱，想让她出去打工，有一些家长让孩子嫁人，拿点彩礼钱。”
其中一个队员，回家之后就结婚生子。“这里有早婚早育的传统，也就12岁，她还是孩子，女孩的选择真的太狭窄了”。
除了监督她们刻苦训练，吴小丽最想带给孩子们的是她自己对于女性命运的一些朴素思考：“我们的目的就是教给她一门技术，将来她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现在的球队里，对吴小丽的这些话感触最深的是陈瑶。几天前，她刚刚度过了自己17岁生日。晚间训练结束，这个母亲早逝、被外婆和舅舅抚养长大的女孩，给自己买了一只小小的巧克力蛋糕。
这是她最开心也最紧张的一个生日：一个月前，在等待了4年后，她终于能参加全国大赛并且拿到冠军；再过一年，她将开始大学生活。
刚来时，她也想过退出。因为偶然听到一些同学和老师嘲笑她太矮太瘦，“再怎么努力也练不出来”。她离开了3天，舍不得，又主动回来了，成了队里颠球最厉害的队员，曾经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一次性颠了16320个球。
上个月回家，她看到了曾经的好朋友已经生了两三个小孩。“虽然训练很辛苦，但我的生活已经跟她们很不一样了，方向感会更强一些。吴教练跟我们讲，女孩子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作，不要依靠男人生活，即使他离开你，你一样还能养活自己。我也绝对不会像我的好朋友、妈妈、外婆一样，那么小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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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女足的故事仍在继续。这几天，在沈阳举办的“哥德杯中囯”世界青少年足球赛里，她们连胜6场，输掉一方的成绩都是0。她们成了女足球场上个子最小、皮肤最黑，但球技最荣耀的王者。
眼下，是陈瑶这批17岁年龄段的队员最关键的时刻。她们即将面临9月在杭州的全运会大赛，大赛的成绩会直接关系到一年后的大学录取。
图 | 新华网
对肖山和吴小丽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节点。因为多年带队比赛，“日子过得太混乱了”，除了想在9月比赛过后关掉手机过几天安静的日子，肖山也想要给妻子补上当年没办的婚礼，还想自驾去西藏，并且在今年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但他的淡出，需要更加专业化教练团队的帮助。去沈阳比赛前，在忙碌的训练和各种会议、接待中，他意外获得了来自蚂蚁金服的项目资助。
琼中女足在足球赛场和女性命运之路上的双重突围，令蚂蚁金服尊重和敬佩。在这个阶段，肖山最关心也困扰他最久的问题：球队健康医疗、专业训练以及智能化管理和文化教育，都将获得对方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帮助普通人、女性和年轻人实现梦想，为世界带来更多平等机会，是蚂蚁金服的持续愿景和公益方向。
就在出发去沈阳之前，和陈瑶一样、明年要上大学的队员王雯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里是非常关键的一场决赛：“比赛的地方正下着大雪，但我从来没见过雪花，雪是我一直以来最想看的东西。但是梦里我们快输了。最后教练把我换上去，在雪花里，我觉得自己跑的特别慢，就像慢动作一样，最后几分钟，我射了一个球，但刚好落在球门的边线上，就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突然旁边一阵风吹过来，那个球就进了！ ”
这是她做过最紧张也最快乐的一个梦，“那场奇怪的大雪和突如其来的风，大概就是命运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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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三女生创办的这项足球赛，靠什么走到了第八年？
4月30日下午，北高杯在北京三十五中足球场迎来首个主客场比赛。
2024年4月30日下午，一场高中校级联赛的小组赛在北京三十五中足球场打响。
在北京高中生校际足球冠军杯（以下简称“北高杯”）的整个赛程中，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然而对走过八年办赛历程的北高杯而言，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学生自创赛事迎来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客场比赛。最终，坐镇主场的三十五中以5比3击败人大附中第二分校。
这一天，北高杯真正走进校园赛场
未来回想起2024年4月30日这一天，北高杯组委会、参赛双方的视角都会披上一层特殊的滤镜，而不仅仅将其视作4月的最后一天、一个等待假期到来的普通工作日。
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北高杯第一次入校办赛：2018年，该赛事由21世纪国际学校承办；因赛程调整，北京京西学校也曾在校园作战，与其他球队一较高下。但正如北高杯组委会副主席、北师大大四学生徐泽惠介绍，此前入校办赛的时间都安排在周末，学校只是提供了场地，场边几乎没有观众。这一次三十五中主场作战，校足球队早早就在校园里张贴了海报，邀请老师和同学前往助威，北高杯第一次有了主客场氛围。
参赛队员在场上拼抢。 图/BGBC北高杯公众号
两支参赛球队也亮出了更认真的态度。
由于升入高三，身为三十五中队长的王健宁今年踢球的时间并不多，但在这场比赛前，他和队友特意加练了一周，目标是“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好”，毕竟主场作战是这支校队此前从没经历过的大场面。赛前一天，他仍有些忐忑，“之前我们在学校里参加的最大规模比赛就是班赛，头一回有这种跨校的比赛，还是当着老师、同学的面。”
下课后从学校赶来的人大附中第二分校队同样感觉新奇，作为球队主心骨，读高二的段琪泓专门在赛前动员时提到，“不管是高一还是高二的队员，大家都是第一次经历客场作战，都精神一点儿，打出气势来！”北高杯以往的比赛，基本都是在组委会租用的中立场地举行，三十五中提出本场比赛可以在校内进行后，组委会需征求该场比赛对手的意见，人大附中第二分校队很痛快地答应了。
怎么就成了北高杯第一支“客场作战”的队伍？场上队长、高一学生白语桐给出了答案，“我们平时就在校队训练，比赛机会很少，所以很珍惜。客场比赛确实压力会大一点，但关键要看我们能不能打好。”
这场在校园里的比赛给予了赛事组委会和观赛者相同的触动，大家在意的早已不再是记分牌上的结果——尽管只是学生赛事，但录入球员信息、数据统计、场边实时转播与解说……正式比赛该有的环节一个都不少；三十五中的球迷会专门借了三面大鼓，在场边擂鼓助威的气势甚至能让人窥见一丝工体北看台的影子。虽然观众人数并不算多，但徐泽惠说：“这种氛围让我们感觉很震撼。”
三十五中球迷会专门借来了大鼓，在场边为本校球队助威。 图/BGBC北高杯公众号
这几年，一直在做高中生需要的比赛
为了“感觉震撼”的这一刻，北高杯组委会努力了很多年。
今年3月16日，第八届北高杯召开领队会，组委会再次向各个学校参会的领队发出了“进校园”的倡议，由领队与学校沟通。4月中旬，三十五中与人大附中第二分校的小组赛确定在前者的校内足球场举行，组委会随即开始针对这场比赛进行筹备工作，从赛前踩点、准备会，到最终确定流程都极为用心。徐泽惠说：“我们为这场比赛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希望把每个方面都能做到最好。我们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感谢三十五中学校的配合，希望以后能逐步与更多学校达成合作，如果每场比赛都能办成主客场赛事，感觉会更有意义。”
将时间再往前追溯，这份意义是北高杯成立之初的追求。2016年，当时年仅17岁的师大附中高三女生刘一鹤和两位朋友一起策划并举办了首届北高杯，并通过家里关系拉到10万元赞助，以保证赛事质量。至于办赛原因，极为简单，刘一鹤时任校足球队经理，但球队比赛机会较少，即使可以约到友谊赛，场地费用还是令中学生有些难以负担，更遑论是连续比赛。
确定办赛后，刘一鹤用“挨个拜访”的笨法子去各个学校邀请，最终有30多家学校的球队表示愿意参加，至此这个由学生主办、组织，学生参加的赛事在2016年顺利结束了首届比赛。接下来的一切仿佛顺理成章，刘一鹤后来说，“第一届比赛结束的时候，看着那些失利的球队喊着明年还要踢回来，我就觉得有责任办下去。”
责任感是有传承的。彼时，还是初二学生的徐泽惠通过北京中学生通讯社（以下简称“学通社”），担任了首届北高杯赛事摄影，之后成为志愿者，第三届比赛时加入组委会……刘一鹤出国留学后，北高杯依然准时在每年4月至6月进入高中足球爱好者们的生活。在徐泽惠看来，她与组委会坚持下来的伙伴们“更像是守成”，“我们要把这个比赛给一鹤姐留着。”
2019年北高杯组委会成员与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一：刘一鹤、前排左一：徐泽惠）。 受访者供图
从某种角度讲，北高杯的出现也填补了校园足球赛事的一块空白——有官方背景赛事的主角，是拥有诸多足球特长生的足球传统校，对仅仅是喜爱足球的普通高中学生吸引力并不大；社会上一些商业比赛则是与成年人“混编”，不仅报名费偏高，比赛时间也经常与学生的期中、期末考试冲突；百队杯赛事则是自由组队，少了一份代表学校参赛的荣誉感……而经过学生调查后的取精去粗，让大众看到了如今的北高杯：7人制、单循环小组赛和淘汰赛模式、每支队伍1599元的报名费（以保证每名队员花费不到100元就能踢至少三场比赛）。与此同时，组委会在开赛前的领队会上会通过问卷形式收集各个学校研学、考试的时间，以在制定赛程时回避这些日子，确保不与学业冲突。
从2016年一路走到今年（2020年因疫情停办一届），曾有不少官方机构和社会团体注意到这个高中生们参加的草根赛事，然而面对抛来的橄榄枝，赛事组委会最终还是选择“自己干”，即使资金有些紧巴巴。例如今年北高杯的参赛规模达到空前的38支球队，场次增多的同时，场租和裁判成本也在增加，组委会需要严格控制支出，避免“一不小心就花超了”。
徐泽惠回忆，“我们第一届打的是很富裕的仗，因为有10万元赞助嘛。报名费是我们的唯一收入，此外就是一些有限的物料赞助，好在这笔费用可以覆盖租借场地、请裁判和为大家买运动险的支出。本来人力成本是一项最大支出，不过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因为组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坚持“自己干”是出于组委会的初心，“其他机构接手，我们是轻松了，但可能没办法给高中生带来更好的服务与体验，我们的目标和初心或许也实现不了。所以，大家商量后，觉得苦点儿累点儿没关系，就是希望做不一样的、高中生真正需要的比赛。”
北高杯的赛事宣传语是“热爱大于一切”，每到赛季中，义务工作的组委会成员都有着满满当当的时间表：周末两天在赛场进行组织、转播、拍摄、数据统计的工作，周一在公众号发布当轮战报和数据，周二推送新一轮预告，周三处理各支球队的需求（如调整比赛时间等），周四和周五召开准备会，分派新一轮的赛场服务工作……徐泽惠说，这就是对赛事宣传语的最好诠释，“不仅我们自己热爱，也希望能给热爱足球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踢球平台。”
“热爱大于一起”的赛事主旨支撑着北高杯的参与者一路走过来。 图/BGBC北高杯公众号
这些人，因为足球迎来不同的人生
很多人说，做一件事不能只靠“为爱发电”，但对于北高杯的参与者来说，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
“假如北高杯没有进入你的生活，你现在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当新京报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徐泽惠时，她有点儿不可置信，“我很难想象生活里没有北高杯会是什么样。每年三四月，爸妈就会问我，‘是不是该去足球场了？’感觉已经是人生的一个固定程序了。”
有人评价，北高杯是“普通人生活中，足球改变人生的最好诠释”。在如今北高杯组委会的13个人中，有高中生，有高中时代参与过北高杯，被这个赛事吸引、留下的大学生，也有在学通社接触到北高杯、如今全心投入于此的年轻人，细究起来，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因北高杯发生了改变。
目前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侯嘉起将自己定位于“足球爱好者”，他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足球训练，一直到高中毕业。几年前在北高杯赛场上，他曾有过极为亮眼的表现。即使如今身在距离北京两千余公里外的香港，将足球列入人生规划的侯嘉起也没有离开过北高杯，一直负责赛事解说的统筹工作。
侯嘉起（左）曾为北高杯担任解说工作。 图/BGBC北高杯公众号
徐泽惠上大学之后开始踢足球，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她在大一时成为校队首发门将，由足球比赛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这是北高杯给予其生活的变化之一，“我还去北京市足协和青训俱乐部实习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很多青训的故事。如果没有北高杯，我可能压根不会接触足球这项运动，更不会选择参与其中。”
2023年，向来对与同学竞争有点儿发怵的徐泽惠迈出了勇敢一步——通过北师大体育学院为北高杯申请了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成功的奖金为两万元。之后的一个月，她和同学们完成了13万字的材料，其中包括成熟的运营方案、详细的调研、理论体系和分析。申请得到批复的那一刻，徐泽惠松了口气，“当时组委会的资金很紧张，这两万元资金是我们自首届比赛后得到的最大‘赞助’，资金充裕一点，我们也能将比赛办得更好。”
甫一接触北高杯时，徐泽惠只是一个“小白”摄影，与赛事一同成长的她在日后点亮了“活动组织”“人际沟通”等多项技能，甚至保研升学还获得了加分。这个大四姑娘感叹着：“北高杯和我们是互相成就，我们的目的是为它付出，但在未来的某一刻，会因此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高中生足球爱好者之间会有“你踢过北高杯吗”“我踢过”的交流，当然，他们更习惯称呼北高杯的英文缩写BGBC，似乎是在分享彼此心知肚明的小秘密。他们从北高杯走出，又尽己所能去回馈，或许北高杯赛场无法培养出职业球员，但对他们来说，这个草根赛事意味着更多。
2017年第二届北高杯决赛前，刘一鹤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离开赛场后，我们就是我们，足球就是足球，输赢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球场上遇到的这些人，这些事。我们的笑，我们流过的泪，这些才是比赛的意义，也是足球的意义。”徐泽惠在几年后也给出了她的答案：“北高杯带来的不仅是对足球事业与产业的关注，还有因此建立起来的友谊与羁绊。”
这些一路陪伴北高杯走来的人，在这里挥洒着青春，并在绿茵场外迎来了被足球改变的人生。
新京报记者 周萧
首席编辑 吴冬妮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