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哪些知名的土匪，干过什么样的坏事？
从清末民初以来，北洋军阀和南方革命军双方互相征伐，互挖墙脚，作战的规模和次数与彼此之间的“合纵连横”、使整个中国形势犹如一部《三国演义》般的“兵连祸结”！穿军装的在京浦线两侧无休无止的讨伐，而北国的林海雪原趁势狼烟峰起，华东绑匪横行，中原匪患惨烈，西北刀光血影，西南火光冲天、“肥猪”哀号！......
民国时期“知名”的土匪实在太多，无法逐一介绍，只有举几个例子来“以窥全貌”。
一，东北片区简介：由土匪起家的张作霖
东北地区的形势很复杂，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沙俄无视中国政府的存在，双方在东北争夺利益，掠夺财富。于是，白山黑水遂成盗匪渊薮。
张作霖，字海亭，奉天海城（今辽宁辖）人，土匪出身。生于1875年3月19日。卒于1928年6月4日。27岁（1902）那年，接受清廷招安，担任骑兵管带(相当于少校营长）。他的经历和许多以后的民国军队高层一样，通过辛亥革命后政局的重新洗牌，严酷镇压革命党人而师长而奉天督军而东三省巡阅使而为“安国军”总司令。一九二八年直奉战争失败而退入东北，由于他先前对日本人的索取予以拒绝，在他乘坐的火车经过皇姑屯车站时，被埋下的炸弹炸翻列车后不治身亡。
之所以把张作霖列为东北地区第一位“知名土匪”，实在是因为他以后的地位，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所以无法绕过。
张作霖的“第一次”，是1893年的春天，因为他好睹钱，久睹必输，睹搏靠的是本钱要雄厚，凭几个毛毛小钱谈何发财！欠了赌债的十八岁张作霖壮起胆子跟自己的哥佬倌在村外干起“剪径”生涯。在官方侦破的一桩大案中被人“点水”被丟监。
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出狱后的张作霖游荡街头，被招入宋庆标下的马玉昆赵得胜营中吃粮。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趁部队移防接交之机，携械潜逃。回家后与兄弟作泰、作孚分家单过，家里太穷，只分了两双筷子两只碗。点评：“如此贫穷的社会，就是滋生土匪的温床。”
这时的中国社会极其混乱，张作霖于是借机组织民团，后来竟发展到三十余人，所有开销，当然是摊派到户。张作霖的队伍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奸大恶为非作歹的罪行，只有土匪之间的相互火併，与题目无关，不说也罢。
一九0二年十月十五日，张作霖通过汤玉麟的具体运作，摇身一变，成为淸廷的省防营管带官，从而步上仕途。
二，东北女土匪 双枪驼龙
她的芳名原叫张淑珍，辽宁省辽阳县人。驼龙是旧中国典型的受害者，因为她刚生下来不久，其母就死于忧患，危难之间，是她的老姨（东北人称母亲的妹妹）到处求一口奶，另外又喂了一只山羊，才把张淑珍养大。
张淑珍年方二八年华，被所谓的“男朋友”伙同其姑母，卖到妓院。张淑珍在妓院中遇到一个自称“大龙”的匪首，妓院是极容易上演“情义”剧本的地方，大龙想法把淑珍赎了出来，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把抢过大龙的盒子炮到前“男友”和“姑妈”处报仇。
“姑妈”的确是一个“王婆”似的人物，巧口利牙，把责任全推给跑掉的前“男友”身上，反而极口奉承张淑珍。糊涂的驼龙竟拜姑妈为干娘。
在驼龙为匪期间，这个王婆几次密告官府驼龙的行踪，张淑珍不明觉历，至死不悟！
一九二三年，大龙的队伍与保安团在乱石这个地方打了一仗，大龙击毙，首级送到省城领赏示众。
于是张淑珍自任大当家的，对外的大号叫“驼龙。”
驼龙的队伍也就是干些牵肥猪、熛房子的事情，比起孙美瑶、刘黑七、老洋人这些江洋大盗差的太远。
一九二五年正月十五，破号吹响，公主岭县的妓院门口，人围得水泄不通，几个兵押着五花大绑的驼龙，坐在刑车上，年方二十四岁的驼龙打扮得犹如戏台花旦，背后插一支斩标，上写“奉命枪毙匪犯张淑珍一名。”
驼龙刑车在绸缎铺前停下，她扯了一丈大红水绸面料，斜披在肩，用牙咬着一个破碗，仰头喝下一碗白酒。
临刑前驼龙高喊：“来吧！我不怕死！”“砰砰”两声，枪声惊飞一树麻雀，大地归于平静。
三，震惊全国的贵州安龙县屠城血案
（今天的贵州安龙城）
安龙县位于贵州省西南部，人口由汉族和少数民族组成，基本上是各占一半，约5O万人，二千多平方公里。2019年4月退出贫困县序列。
这是一个紧邻广西的优美城市，刚好在100年前的1922年春三月，时值军阀袁祖铭任贵州省省长时，安龙县城发生被广(广西）军(当时老百姓的俗称）2000余人洗劫的滔天巨祸。民间称为”安龙壬戍事变”。
全城被掳去青年妇女900余人，青壮年男性七八百人。财物损失难以计数。
事件起因是民国九年（1920）贵州政变，省长刘显世夜遁昆明。新贵袁祖铭上台任省长。
刘显世不甘大权旁落，于是趁广西频年内乱，广西自治军刘华堂击溃原据百色地区的莫超凡后，其部下瞿高明、陈豹两股共2000余人窜扰黔桂边境。
现任贵州省省长袁祖铭的父亲袁干臣为了加强儿子的势力，加强与广军，安龙人刘盛堂的联络。广军同意投奔袁祖铭，商定分两路入黔。
三月二十日，袁省长的父亲袁干臣率地方绅耆离城迎接陈豹等人。
广军溃部当然不是到你乡下来搞“扶贫开发”的，于是要求进城“保护老百姓”，袁省长老父袁干臣居然同意了。
安龙城老百姓的恶梦由此开始。广军上演“苦肉计”，自绑一兵要送县长处理，侍机闹事。枪声一响，全城沸腾。广军全部出动烧杀抢劫，并且绑架了袁省长的父亲袁干臣。押着抢劫的一千多男女撤出城外，袁干臣不准贵州方面开枪射击。
抢去的安龙妇女有100多人自杀投河，靑壮男子被杀近百人。并且向袁省长开价肉票款20万元。十天为限，过期撕票。
袁省长只願花八万元赎回自己的父亲，被抢男女，概不过问。
广西商人苏发祥（名永业）居住安龙县多年，两地都有房产，看见这个悲惨现状，于心不忍，于是自己私人捐大洋8000元，赎回妇女八百人。当然不是全部妇女，有隐匿不报的，有私卖妓院的，有掳为妻妾的。
广西土匪瞿高明、阵豹大发一笔血泪财！天日昭昭，一九二三年，投机取巧，只图个人利祿的刘盛堂潜回安龙县，被逮捕。全城百姓无不愤恨血涌！万人之愤使天地为之动容！在马场坝，大家把刘盛堂绑在柱子上，一个老妈妈，其女在这次事件中受害颇深，手握一把钢刀，奋力挤上前去，挥刀砍向大腿根部，手颤不止，眼含泪水！
不到一个小时，刘盛堂只剩一个头和两只脚，地下一滩血，有人把他的肉和内脏拿回家煮来吃了。
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袁祖铭！他祸黔一年多也滚下台了。
结语
认真的说，本文涉及的名字都谈不上有名的“土匪”，真正的土匪如刘黑七、老洋人、王三春、赖金廷、王高脚、王赵珍、周文山、孙美瑶.....数不胜数，以后再说吧。
民国土匪何其多，有名有姓的大土匪举不胜数，小土匪更是多如牛毛。其中有这么几位很是有名，被称为“民国八大凶残恶匪”。
第一个便是“杀人魔王”刘黑七
这个人可谓丧心病狂，恶贯满盈，是个天生的土匪坯子。从小不学好，后来混不下去当了土匪，最初只是抢劫财物，后来土匪队伍不断长大，开始杀人放火，强抢民女。稍有不从，便剁手剁脚，甚至挖人心肝。平邑县志记载此人曾亲手用镰刀将活人身上的肉一片片削下来，削到只剩一具血淋淋的骨架为止。
第二个便是“兵匪鼻祖”老洋人（张庆）
这个人在豫西南地区可谓十足的魔王。手下有匪徒上万，经常血洗村落，遇到妇女，不论老幼悉数奸污。而剥皮、剜眼、砍手脚这种事情只当娱乐。
他自称是洋人的老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干得事情比日本人还坏。队伍最兴盛之时，连吴佩孚和冯玉祥都对他忌惮三分。
老洋人时而为兵，时而为匪，孙殿英之流比其他简直小巫见大巫。因而老洋人被称为兵匪鼻祖”。
第三个就是“湘西龙头”姚大榜
姚大榜与“地狱杀手”张平又被人称为“湘西双魔”，这俩家伙恶行昭彰，曾扬言砍头如坎瓜，砍下当球耍。据说姚大榜还有喝人血的习惯，而且尤为喜好女色，被捕之前还不忘强抢民女供其发泄。
第四个就是“天字第一号”乔日成
这小子坏到把自己亲父给活埋，自称“一杆枪吃遍天下”，连瑞士传教士都干抢。成名之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后与日寇勾结，残害抗日志士，终其一生罪恶累累，最终被部下击毙。
另外还有孙美瑶、杜立三、孙殿英、宋殿元，都是当时称霸一方为非作歹的悍匪。
这些人手里人命无数，拿祸害好人当游戏，没一个好东西。现在竟有人使他们为英雄，真不知道这些人脑子是不是进了水。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民国土匪非常多，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但最坏的土匪，恐怕就是刘黑七。
刘黑七原名刘桂堂，是山东有名的大土匪，手下匪帮人数众多，多到惊人的地步。
从上世纪２０年代中期至４０年代初，刘黑七匪部素常保有万名匪徒，盛时竟达三万之众，先后流窜危害鲁、豫、苏、皖、冀、津、晋、吉、辽等十几个省市，横行半个中国长达２０余载，屠杀无辜百姓多达２０余万人，其杀人手段之残，聚集匪徒之多，活动范围之广，怙恶时间之长，可谓全国匪首之冠，成了闻名全国的混世魔王。
大家注意，刘黑七杀死的老百姓就有20多万人，堪称罪行累累。
然而，此人的手段还极为恶劣。
他攻打山东南部的村镇时，经常会遇到类似于台儿庄这种大寨子，老百姓自发组成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民团守卫。
然而，只要这些老百姓敢于抵抗，刘黑七攻破寨子以后，将成年男人全部杀死，将妇女全部奸淫。
同时，为了立威，刘黑七经常用酷刑折磨老百姓，手段凶残到了极点，目的是恐吓村民不要抵抗。
刘黑七常用的手段之一，是活埋。
活埋就是被埋入土里活活闷死。然而由于通常活埋的时候人附近会有一些空间，也就有一些氧气，会坚持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不死。
可以想象，这段时间被活埋的人是多么恐惧和绝望。
然而，活埋这种恐怖的刑罚竟然还是最轻的。
刘黑七还有诸如活着挖心、剖腹、剜眼、对耳穿、双劈腿等等。
他经常将抓住的老幼妇孺，强行丢入村中的井内，然而用乱石将井口封死。井内的村民们大部分不是淹死的，而是在无法动弹的情况下活活饿死，这叫做“塞井眼”。
刘黑七还酷爱点天灯，就是将青壮年小伙子用铁链捆绑起来，在上半身浇上油，随后点燃。
大家都知道，烈火烧身是十级疼痛，这些小伙子只是上半身着火，所以一时间是不会被烧死的。在巨疼之下，他们会狂呼狂吼，猛烈蹦跳。但由于双手被铁链绑住，所以无法扑灭大火，最终被活活烧的面目全非，死亡的现场极其凄惨。
后来刘黑七玩腻了点天灯，又进行变化：有时将青年壮夫拴在树干上，嘴里强行灌满火药，然后封住嘴巴，用一根药引点燃。这就是一个活着的鞭炮，很多人头部被直接被炸烂，还会发出类似于鞭炮的巨响，称“放人炮”。
而刘黑七的兽性还有很多，比如：有时将孩童放在石碾上碾成肉饼；有时将怀孕的妇女集中起来，用烈火焚烧，让胎儿从母腹中炸出……
看看，狠毒不狠毒。
抗战期间，这个垃圾投靠日寇，成为伪军，也是无恶不作。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１５日深夜，八路军老三团、老五团，对刘黑七的穴巢柱子山发起攻击，刘黑七被击毙。
然而，刘黑七的暴行却在山东中部和南部流行极大的影响。
直到解放后多年，鲁南一些妈妈还吓唬嚎哭的小孩子：你再哭，土匪刘黑七就来把你抓走了。
印姓排第几，发源地在什么地方？
印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印姓出自姬姓。上古周朝时，有个郑国。郑国有位国君叫郑穆公，郑穆公的儿子叫子印，子印的后代就以印字为姓，世代相传。如在郑国做官的印段，就是子印的孙子。印姓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周朝的王族。原来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将他这一氏族中的一位贵族，分封到郑，建立了郑国，并又封为公爵。而周朝君王的先祖，又可追溯到远古的黄帝，所以印姓也是黄帝子孙龙的传人 印段的大名，在《左传》中曾数次出现。郑位于今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的大片地区，战国时被韩所灭。出自郑国公族的印姓，则在今陕西的冯翊一带继续繁衍生息，并向各地播迁。就全国而言，印是一个小姓，在上海，印姓人口也为数有限，据1994年底统计，有1.19万人，排列在第128位。印姓在上海的历史上却有一定知名度。明末以前，留芳于上海史册的印氏子孙，原籍河北安平。明末清初，为避战乱，他们先迁湖北公安，不久就迁居当时属于嘉定的浦东高桥，从高桥散居嘉定娄塘，宝山吴淤等地，后来又分迁到市区。“
印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印姓，在《百家姓》中排第265位。在2007年全国姓氏人口排名第300位以外。对于印姓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穆公的儿子姬睔，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周宣王姬静(姬靖)在(公元前806年)封自己的小弟姬友于郑，他建立了郑国，为伯爵，故址在今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的一大片地方。
郑国传至郑穆公姬兰时，有个儿子叫姬睔，字子印，其子孙在郑国世为卿大夫，其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印氏。第一个以印为姓者，是姬睔之孙印段，字子石，为郑国大夫，也是名登史籍《左氏春秋》的贤人，作有著名的赋《蟋蟀》，其后裔子孙世代沿袭为印氏。
在战国时期的周烈王元年(郑康公姬乙二十五年，韩哀侯三年，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所灭，韩哀侯将郑国公族驱逐四方，印氏一族后来在冯翊地区(今陕西大荔)繁衍开来，然后以冯翊为中心，陆续向全国各地播迁。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汉朝时期官吏印曹，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汉朝时期，御史台(御史府)行政长官侍御史之下设置有五位曹官，分别是令曹、印曹、供曹、尉马曹、乘曹，各有司职。其中的“印曹”，专职掌管刻制印鉴之类符印的工作。
在印曹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印曹氏，后分衍为印氏、曹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清朝时期官吏印房章京，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印房章京，是清朝时期设置于边疆地区军政长官属辖下的官吏，如伊犁将军府、吉林将军府、台湾将军府等的印房章京，专职掌管将军府内的文书事务。
在印房章京的后裔子孙以及族人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省文简改为汉姓印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四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北洋时期蒙古官吏印务，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在清末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在蒙古各旗皆设置有印务梅伦、印务札蓝之官职，每旗各有一名，印务札蓝为印务梅伦的副手。
蒙古族印务之官职，一般在蒙古台吉或闲散王公中选充，印务梅伦亦称印务参领，主要负责辅佐札萨克(执政官，县长)、协理台吉(辅执政官，副县长)操持旗务，相当于如今的县办公室主任，印务札蓝则相当于县办公室副主任或秘书。
在印务梅伦、印务札蓝的后裔子孙以及族人中，有以其官职称之汉字为姓氏者，称印氏，世代相传至今。
印姓出自姬姓。周朝时期有个郑国。郑国国君叫郑穆公，穆公儿子叫子印，所以子印的后代就取印字为姓，当时周武王建立周朝后，将他这一氏族中的一位贵族，分封到郑，建立了郑国，而周朝君王的先祖，又可追朔到远古的黄帝，所以印姓也是黄帝子孙。
如何理解古代缠足这一畸形文化？
缠足，是封建时代摧残妇女、娱乐男性的一种恶俗，曾经使无数妇女尤其是大家闺秀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在近代的民主革命中，禁止缠足，放脚，成了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妇女缠足究竟始于何时，又是何人首倡此种恶俗，却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
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妇女地位极其低下，妇女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为了迎合男人的情趣、满足男人的欲望，妇女无论作出多大牺牲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如“楚宫之腰”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诗经》中说：“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舒，就是迟姗的意思。窈纠，形容走路说：“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舒，就是迟姗的意思。窈纠，形容走路好看的样子。张平子在《南都赋》中也写道：“罗袜蹑蹀而容与。”总之，古代妇女走路以缓慢行走移动为美；反之，不但不美，也不符合封建礼仪。缠足的发生，大概主要是基于这一点，但究竟始于何时呢？又是何人首倡呢？
一种说法认为：妇女缠足开始于五代。持此论的人大多引用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的一段记载：南唐王李煜有一宫女叫做窅娘，轻盈善舞，以帛缠足，使之纤小如新月一般。她穿着白色的袜子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翩翩起舞。以后被其他人所效仿，开缠足之先河。到了宋代，妇女缠足的风气已经相当盛行。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宋理宗时，宫女们由于缠足，两只脚变得纤小，被人称为“快上马”；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也记载：宣和末年，妇女缠足穿的一种尖底鞋，称为“错到底”。徐积在《咏蔡家妇》中有“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这样的诗句。苏轼的一首《菩萨蛮》，极言当时妇女脚小的程度：“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看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的学者认为：“缠足的开始至少不迟于唐代”，也就是说，在五代以前就有了。他们引用元代伊世珍《琅嬛记》所载：“安史之乱”时，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死后，当地有一位老妇人因为捡到杨贵妃的袜子而致富。她的女儿叫王飞，还拾到一双雀头履；上面嵌有珍珠，履仅三寸长。王飞将这双鞋奉为异宝，从不肯轻易给人看。据此，推论出缠足在唐玄宗时就已经存在了。《群谈采余》中有咏叹杨贵妃罗袜诗一首：“仙事凌波去不远，独留尘袜马嵬山。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
阮阅编的《诗话总龟》中记载了唐玄宗从蜀避难回来，为怀念杨贵妃曾经写过《罗袜名》，诗中有“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之句。在唐代文人的笔下，也有了对女人小脚的描写。例如白居易《上阳人》诗中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花间集》中的“慢移弓底绣罗鞋”等等，反映了当时妇女已经缠足并且成为一种风气。清代内地有人到西藏，发现当地的灯具形状很像弓鞋，被称为“唐公主履”。唐公主，指文成公主。有人便认为这是唐代缠足的实证。
缠足不迟于唐代这种说法本身，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有人指出，若要缠足，必须以裹脚布层层裹住，这样便不能穿袜子。马嵬坡的老妇人既然拾得杨贵妃的袜子，可见当时还没有缠足。郭若虚的《图画见闻记》中说：唐太宗命令所有的宫人穿红锦靿靴，这是一种袜筒很高的靴子，缠足的宫人，很难设想能穿着这种靴子行走。所谓“慢移弓底绣罗鞋”只是形容鞋底为弧形，鞋尖向上弓曲，就像现代的女式鞋中的一种款式。《宋史》中记载：“韩维为颍王记室，侍王坐。有以弓鞋进者，维曰：‘王安用此舞鞋？’”清代的袁枚也认为弓鞋仅仅是舞鞋而已。还有人引用唐代韩偓《屧子》诗中“六寸趺圆光致致”之句，说明当时尚无缠足恶习。唐有大尺和小尺之分，大尺相当今天的0.985尺左右，小尺相当0.82尺左右，由此推断，当时的6寸之脚也不能说很小。
《丹铅总录》认为缠足始于唐代，但《丹铅总录》一书的作者是明代的杨慎，杨慎写此书时正发配到云南充军，疏于考订，书中的讹误不少。因此，给我们揭开缠足起源之谜又增加了重重困难。因此，缠足究竟始于何时，其首倡之人是谁，至今仍是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关于缠足，一般认为是源自“步步生莲”的发明者是南北朝时期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将“缠足”这个陋习发扬光大的是南唐后主李煜。
魏璎珞的报复
电视剧《延禧攻略》开篇的一幕：
魏璎珞与一众准宫女在进宫的路上，同伴吉祥由于不慎弄翻水桶，水将准备选秀女的乌雅青黛的衣服溅湿。愤怒的乌雅青黛为了报复，要吉祥用手来赔她的衣服，她踩着吉祥的手以示惩戒。看不下去的魏璎珞提吉祥出面，在乌雅青黛的鞋底用香料涂抹，当乌雅青黛迈步时，在地板上印出了莲花的图案。喜出望外的乌雅青黛看到图案后大喜，放过了了吉祥。
进入殿选阶段，乌雅青黛的鞋底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当她正在得意之时，她并没有看到乾隆面沉如水，正是因为乌雅青黛的三寸金莲，为乌雅氏招来了一场大祸！
为什么乾隆要发这么大火呢？就是因为“步步生莲”的典故源自于历史上著名的昏君萧宝卷有关。乌雅青黛的无知让她受了魏璎珞算计还懵然不知。
步步生莲
萧宝卷是一个比较奇葩之人，还没继位之前，萧宝卷就不喜欢读书，经常在宫中昼夜捕鼠为乐。继位后，萧宝卷更加无聊到日夜在后宫表演马戏为乐，可见他精神多么旺盛却不务正业。萧宝卷不喜欢与人交流，不爱处理朝政，更不知如何与大臣们相处。
萧宝卷有个宠妃潘玉奴，萧宝卷非常宠爱潘妃。为了讨好潘妃，萧宝卷下令在宫中开设市场。潘妃做市场管理者市场令，萧宝卷则是市场令下的小吏，出现市场纠纷时萧宝卷让潘妃来断案。萧宝卷曾经犯过小错，潘妃就毫不留情地打了萧宝卷一顿板子。
就是这个昏君发明了步步生莲的典故，他令人将金子凿成莲花的形状，贴在地板上，让潘妃行走其上，美其名曰“步步生莲”。
永元二年（公元500年），萧懿被萧宝卷所害，其弟萧衍起兵，当萧衍兵临建康时，萧宝卷被宦官所杀。后来萧宝卷帝号被褫夺，依照海昏侯的标准，被封为东昏侯。
缠足恶习
“缠足”这个陋习源自南唐后主李煜。萧宝卷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他死后四百余年，南唐后主对他的金莲进行了升级改造。李煜所造的金莲高六尺，纯金打造，璎珞缠绕，在莲座上成品字形分布。
窅（yǎo）娘是李煜的宫人，是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家，她在跳舞之前，用帛将足缠成弓形，在李煜打造的金莲上翩翩起舞。用李煜话形容就是“有凌云之态”。
窅娘的缠足是出于对舞蹈的艺术要求，也是临时性的。可是到了宋代发展成了一种陋习，把脚缠至变形的小，并取名“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
宋朝统治者的推波助澜，对缠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宋朝皇室和上层社会开始流行缠足，《鹤林玉露》曾记载过这样的悬案：
宋徽宗有女名叫嬛嬛，靖康之难时被虏往北地，受尽苦难后死于北国。后来有人冒名前往临安宋高宗皇宫认亲，在验身时，该女并非三寸金莲而是一双大脚，但是该女子解释为：受金人驱使，光脚行走所致脚大。
"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
后来宋高宗生母韦氏被放归，才知道赵嬛嬛已经命殒北国。经大理寺审查该女子冒名顶替一事才真相大白，该女子被斩首。
总结
萧宝卷是个误国误民的昏君，潘玉奴是个奸妃，李煜虽然是个文艺青年，可是不是个好皇帝。一个亡国之君艺术修养再高，却无心国政，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所以乾隆见到“步步生莲”时，第一反应当然是怒不可遏。乌雅青黛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了代价。
在历史上，不务正业的皇帝还真不少，宋朝有宋徽宗是个丹青高手，元顺帝和明朝天启皇帝木匠手艺都快赶上鲁班了。他们比谁都聪明，只是投错了胎，不该生在帝王家。
缠足是一种陋习，不仅摧残了女子的身体，也让古代女子的思想受到了禁锢。缠足的出现，让社会产生了一种畸形的审美观，把玩“三寸金莲”成为一种变态的时尚。
直到民国成立后，缠足才被彻底禁止。
缠足，是封建时代摧残妇女、娱乐男性的一种恶俗，曾经使无数妇女尤其是大家闺秀蒙受了极大的痛苦。在近代的民主革命中，禁止缠足，放脚，成了妇女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妇女缠足究竟始于何时，又是何人首倡此种恶俗，却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
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妇女地位极其低下，妇女被视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为了迎合男人的情趣、满足男人的欲望，妇女无论作出多大牺牲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如“楚宫之腰”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诗经》中说：“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舒，就是迟姗的意思。窈纠，形容走路说：“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舒，就是迟姗的意思。窈纠，形容走路好看的样子。张平子在《南都赋》中也写道：“罗袜蹑蹀而容与。”总之，古代妇女走路以缓慢行走移动为美；反之，不但不美，也不符合封建礼仪。缠足的发生，大概主要是基于这一点，但究竟始于何时呢？又是何人首倡呢？
一种说法认为：妇女缠足开始于五代。持此论的人大多引用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的一段记载：南唐王李煜有一宫女叫做窅娘，轻盈善舞，以帛缠足，使之纤小如新月一般。她穿着白色的袜子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翩翩起舞。以后被其他人所效仿，开缠足之先河。到了宋代，妇女缠足的风气已经相当盛行。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宋理宗时，宫女们由于缠足，两只脚变得纤小，被人称为“快上马”；陆游《老学庵笔记》中也记载：宣和末年，妇女缠足穿的一种尖底鞋，称为“错到底”。徐积在《咏蔡家妇》中有“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这样的诗句。苏轼的一首《菩萨蛮》，极言当时妇女脚小的程度：“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看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对上述说法持有异议的学者认为：“缠足的开始至少不迟于唐代”，也就是说，在五代以前就有了。他们引用元代伊世珍《琅嬛记》所载：“安史之乱”时，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缢死后，当地有一位老妇人因为捡到杨贵妃的袜子而致富。她的女儿叫王飞，还拾到一双雀头履；上面嵌有珍珠，履仅三寸长。王飞将这双鞋奉为异宝，从不肯轻易给人看。据此，推论出缠足在唐玄宗时就已经存在了。《群谈采余》中有咏叹杨贵妃罗袜诗一首：“仙事凌波去不远，独留尘袜马嵬山。可怜一掬无三寸，踏尽中原万里翻。”
阮阅编的《诗话总龟》中记载了唐玄宗从蜀避难回来，为怀念杨贵妃曾经写过《罗袜名》，诗中有“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之句。在唐代文人的笔下，也有了对女人小脚的描写。例如白居易《上阳人》诗中的“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花间集》中的“慢移弓底绣罗鞋”等等，反映了当时妇女已经缠足并且成为一种风气。清代内地有人到西藏，发现当地的灯具形状很像弓鞋，被称为“唐公主履”。唐公主，指文成公主。有人便认为这是唐代缠足的实证。
缠足不迟于唐代这种说法本身，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有人指出，若要缠足，必须以裹脚布层层裹住，这样便不能穿袜子。马嵬坡的老妇人既然拾得杨贵妃的袜子，可见当时还没有缠足。郭若虚的《图画见闻记》中说：唐太宗命令所有的宫人穿红锦靿靴，这是一种袜筒很高的靴子，缠足的宫人，很难设想能穿着这种靴子行走。所谓“慢移弓底绣罗鞋”只是形容鞋底为弧形，鞋尖向上弓曲，就像现代的女式鞋中的一种款式。《宋史》中记载：“韩维为颍王记室，侍王坐。有以弓鞋进者，维曰：‘王安用此舞鞋？’”清代的袁枚也认为弓鞋仅仅是舞鞋而已。还有人引用唐代韩偓《屧子》诗中“六寸趺圆光致致”之句，说明当时尚无缠足恶习。唐有大尺和小尺之分，大尺相当今天的0.985尺左右，小尺相当0.82尺左右，由此推断，当时的6寸之脚也不能说很小。
《丹铅总录》认为缠足始于唐代，但《丹铅总录》一书的作者是明代的杨慎，杨慎写此书时正发配到云南充军，疏于考订，书中的讹误不少。因此，给我们揭开缠足起源之谜又增加了重重困难。因此，缠足究竟始于何时，其首倡之人是谁，至今仍是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