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禹科技灵蛇献瑞——蛇画·画蛇

用户投稿 2025年10月07日 00:00:02 24 0

灵蛇献瑞——蛇画·画蛇

作者：王瑀（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研究员）

祥龙摆尾辞旧岁，金蛇狂舞闹新春。每逢过年，民乐《金蛇狂舞》的激扬旋律便总是萦绕在大街小巷，烘托出热烈喜庆的气氛。这首乐曲由革命音乐家聂耳先生根据其故乡昆明民乐改编而来，无论从音乐形象还是命名来看，都无不给人带来力量与希望，充满了画面感。用聂耳自己的话说，他希望这首曲子“要让听的人都激动得跳起舞来”。

“蛇盘兔”剪纸

音乐家用抽象的音符，塑造出狂舞的金蛇，以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精神，让它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难忘记忆。回望历史长河，国人描绘蛇的历史颇为悠久。这些形态各异的蛇，不仅展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审美追求，更成为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创造。

木石赤蛇图（中国画）虚谷

在中华民族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可读到有关蛇的诗句。例如《小雅·斯干》一篇里，便有“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之语，意指如果梦见蛇，那是将有女儿出生的吉兆。这既反映出蛇在古人心目中与女性之间的象征关系，更体现出其所蕴含的神秘属性。

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龙盘

白蛇传年画之许仙游湖

华夏民族很早就将蛇作为图腾之一。建立了夏王朝的大禹，传说其母名为“修己”，“己”与“巳”相通，而“巳”字的写法又是从蛇形演化而来，所以“修己”的字面意思便是“修长的蛇”。一般认为，她便是来自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其子之名“禹”字的写法其实也与蛇形有关。而大禹的儿子夏后启，在《山海经》中亦被记载为头饰两条青蛇的形象。上古的神话传说一再显示出蛇在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也为当今不少考古发现所印证。例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其细长而扭曲的造型便应源于蛇的姿态。该器一端较大，左右对称并呈方形布局，好似蛇的头部，而其上两个凸起的圆形装饰，又与蛇眼十分相似。遍布器物全身的绿松石，以小块拼镶而成，一如蛇躯所覆鳞片那般闪亮。夏王朝这种源自蛇的图腾信仰，对于后来逐渐融合而成的龙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在“龙”字的繁体写法中，依然保留着“巳”字的结构。

作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图腾，龙的形象广为人知。然而，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考证的那样，“龙”在最初本就是一种大蛇的名字，而龙具有蛇身，也能表明“龙的基调还是蛇”。国人至今都习惯将蛇称为“小龙”，更将不少龙蛇形象的作品同题并论。山西陶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一件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盘”。在这件新石器时代的著名遗物内侧，以彩绘的方式描绘了一条卷曲的“蟠龙”。然而这条“龙”没有足，其口部还绘有锋利的牙齿与吐出的信子，这些正是蛇的特征。同时，先民们还用略带弧度的笔触，刻画出遍布蛇身的鳞纹，进一步增强了画面的写实趣味。以蛇装饰陶盘的做法，直到夏朝依然流行。现藏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鱼蛇纹大陶盆同样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在其口沿的内侧器壁上，堆塑了一圈蛇纹。这条蛇首尾相顾、纤细灵巧，同样可被视为早期蛇崇拜的代表作。

上古先民对于蛇的崇拜，还集中体现在对神话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例如夸父、共工等，其造型都与蛇有关。夸父逐日的传说十分有名，而据记载，他便是耳戴两条黄蛇玉饰，左右两手各执黄蛇与青蛇的形象。共工原本是尧帝的臣子，后来逐渐演变为上古帝王和部落首领，他则有着人首蛇身的外貌，且其臣属凶神相柳亦是九首蛇神。在众多与蛇有关的神仙形象中，尤以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最为经典而知名。

由于保留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至少在战国时代，关于女娲的传说已经广泛流传。屈原在他的《楚辞·天问》中，就曾发出“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叹问。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此句下面注解道：“女娲，人头蛇身。”指明了女娲的形象。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顶部中央，便可看到人首蛇身的女娲画像。这尊女娲像上半身为汉代女性造型，蛇躯则缠绕成团，凌驾于描绘墓主灵魂升仙场景的整幅画面之上，显示出其重要性。东汉时期，女娲信仰更为流行，其传说故事也更为完备，她以造人与补天的不朽功勋，成为中华民族万世敬仰的创世女神。

东汉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像

除了单独出现，女娲与伏羲更常被一同描绘。东汉诗人王延寿曾经游览过鲁国境内的灵光殿。这座华美的建筑，始建于西汉景帝时期，幸免于两汉之际的兵火，还保留有繁复的壁画装饰。游览过后，王延寿写下著名的《鲁灵光殿赋》，文中历数了他当时所寓目的画面，“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的图画赫然在列。尽管今天已经无法看到鲁灵光殿壁画中的伏羲女娲，但是从两汉时期所保留下来的不少画像石中，依然可以看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例如在山东沂南北寨以及嘉祥武氏祠等处出土的画像石中，就时常可以看到绘有伏羲女娲的画面。他们分别位于画面的右侧与左侧，各自手中举着曲尺与圆规，上半身朝向不同，但下半身缠绕在一起。刻工甚至还用波浪线刻画出鳞片的痕迹，强调出蛇躯的质感。值得注意的是，蛇躯显然并不仅限于伏羲女娲的表现，在二人周围翻飞的羽人也被刻画成人首蛇躯的模样。因此，或许可以认为“人首蛇躯”正是两汉之际仙人造型的特征之一，而这也显示出蛇在此时所散发出的神性魅力。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流行于两汉之际的伏羲女娲像，确立了这类图像表现的基本模式，影响十分广泛深远。从中原到西南，从东部到西北，甚至在新疆，都能看到伏羲女娲像的遗存，其中又以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集中出土的绘制于公元3至8世纪之间的大量伏羲女娲图帛画最为引人关注。虽然这些帛画看上去构图相似，但仔细观察，却不难发现伏羲、女娲的妆容和服饰亦随时代变迁而变化。这些不尽相同的伏羲女娲像，不仅反映出各历史时期的风貌，更是中华文明交融的生动写照。

十二生肖·蛇（中国画）徐悲鸿

两汉时期，除了将蛇躯与人首相结合，塑造出伏羲、女娲等诸多神仙形象外，还将蛇与其他动物组合在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神仙图像谱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玄武形象的产生。至少在战国时期，“玄武”就被确定为北方之神，后又因循五行学说成为水神。一直以来，“玄武”都是仅以龟为形，直到汉代才转变为龟蛇相结合的图案并流传至今。在大量的汉代瓦当、画像石中，都可以看到几条蛇缠绕于龟身的玄武形象。东汉后期，随着道教的兴起，玄武又被吸收成为该教所崇奉的神明并越发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特别是在宋、明两朝，对于玄武的信仰尤甚。千百年来，这龟蛇一体的形象始终默默守护着北方的安宁。

蛇（书法）孙晓云

除了与龟结合，历史上人们还将蛇与兔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表达美好的祝愿。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蛇盘兔，必定富”的说法。人们认为，当生肖兔与蛇的人结婚，必将大富大贵。这一说法的起源尚不清楚，但却反映出民间对于美满生活的向往。在陕西、山西等地区的民间剪纸中，一直保留着这一经典主题。这些剪纸造型生动，构思精巧，往往利用蛇的卷曲身姿，形象地将兔子“盘”起，一如玄武的形象那般，展现二者之间紧密的联系，象征婚姻的美满幸福。

民间剪纸中常见的蛇形象，除了“蛇盘兔”题材以外，还有“蛇神”。这类剪纸往往刻画雌雄对偶的人首蛇身形象，与伏羲女娲图像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又已经摆脱了伏羲女娲的标志性特征，进而演化为纯粹的蛇神。

中国民间最为家喻户晓的“蛇神”，恐非《白蛇传》中的白蛇、青蛇莫属。这个古老的传说，讲述了千年白蛇化身报恩的故事，历来为百姓津津乐道。其中诸如水漫金山、游湖借伞等不少经典场景更是被传统剪纸与年画广为表现。以白蛇、青蛇为代表的所谓“义妖”，实际上正是反映人心冷暖的镜鉴；而对于他们的喜爱，也恰好展现出广大中国百姓崇尚正义与良善的品格。

从《金蛇狂舞》的飞扬曲调到蛇化为龙的图腾变换，从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躯到龟蛇、兔蛇相融合的吉祥意涵，古往今来，蛇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如影随形、相生相伴。它承载了厚重历史与美好祝愿，穿梭于人神之间，游弋在耳目心田，护佑着国泰民安。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12日 12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水利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重视水利事业的传统，历代专门设有相应管理水利机构，颁布了有关河渠、灌溉法律法规，兴建了大量的渠、塘、陂、堰、运河等水利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说，我国古代水利管理体制与机构设置，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水治河实践的不断丰富而演进的。

历史上曾主管全国漕运的机构——总督漕运部院

尧舜时期

传说尧舜时期，中原洪水泛滥成灾。尧命令禹的父亲鲧治水未果。舜命大禹为司空负责治水，总领百官。从此，禹与益、后稷遵照舜的命令治水，改堵为疏，把洪泛区分为若干责任区，命令当地诸侯百官征集民夫整治水土。这时的司空，专司百工，水利管理仅是其职责中的一部分，实施范围主要在黄河流域。西周的司空，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是掌管代表当时最先进水利科学技术的手工业制造的官员。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负责所辖地区的水事活动和水治理。当时诸侯国主要让司空负责修筑堤防，如《荀子·王制》载：“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司空之事也。”由于互争水利、互避水害，水事纠纷日益增多，治河机构逐渐扩大，国家普遍增设水官、都匠水工等负责治河、开渠等事务。如《管子·度地》记载：“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秦设都水长、丞，掌管国家水政，并制定出一系列法规、条款，其中《田律》是中国最早制定的农田水利法规。《田律》中有与黄河直接相关的“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条文，即拆除战国以来修筑的影响行洪和水上交通的阻碍物，以利修守。故秦之统一，也促使黄河河政趋向统一。汉承秦制，中央治水官员仍设都水长、丞，并在太常、少府、司农、水衡都尉等下设都水官。因都水官数量众多，汉武帝特设左、右都水使者管理都水官。到汉哀帝才罢都水官员和使者，设河堤谒者，并规定沿河地方郡县官员负有修守河堤的职责，修守河堤的人数有时多达万人以上。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以前，“都水使者居京师以领之，有河防重事则出而治之”，相当于钦差大臣的身份，可能是临时任职。到了成帝始建四年（前29年），以王延世为“河堤使者”，从此黄河上设置了专职官员，河政得以事权统一。

三国魏晋时期

三国魏晋以来，中原战乱，治河机构仍承汉制，除设都水使者、河堤使者、河堤谒者、水衡都尉外，水部下又有都水郎、都水从事等，但是这些官员的职位都不高，后来逐渐减少，甚至有时只剩一人，治河机构大规模缩减。

虽然社会动荡分裂影响了水利事业的进程，但水利总体还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曹魏、晋时，初步设置了中央水利机构——水曹、都水台。曹魏时，中央行政机构的尚书台下设职能部门二十三曹，其一为水曹，置水部郎，自此我国历代中央始有专门水利机构的设置。都水台始于西晋，初置都水台有使者、主簿、令史等职，另外还有河堤谒者，主要负责治河。南北朝也置有都水台，并设使者、参军、河堤谒者等职。

隋唐五代时期

隋初有水部侍郎，隶属工部，下设都水台，后改台为监，又改监为令，统舟楫、河渠两署令。隋朝虽在开凿运河、修建宫殿等大规模工程上下了大力气，但对黄河下游河事不够重视，河防机构也较为薄弱。唐承隋制，除在尚书省工部之下专设水部郎中、员外郎以外，又置都水监。唐代地方官员皆兼领河事，治河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据《水部式》记载，为加强郑白渠的管理，在灌区设泾堰监专门管理机构，接受京兆少尹垂直统辖，并详细编制用水准则，对渠道维修、报批和监督都有详细要求。

战事频繁，黄河时常决溢成灾，治河机构略有加强。后唐时除设河堤使者之外，又设水部郎中、河堤牙官、堤长、主簿。北宋时期，国家又复统一，黄河下游逐步形成专职河官与地方河官相结合的河防体系。

宋

宋初都水监职掌隶属三使司，朝廷未设置专职河官，朝廷每遇河事便派官员出京巡视堤防，主持治河，遂成惯例。乾德五年（967年），朝廷命令沿河地方官吏兼理河务，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又命令转运使兼理河防工作。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十一月，正式设置都水监，下有判监、同判监事各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此后，都水监机构日益庞大。

金

金代治河机构承袭宋制，中央政府设都水监，并在尚书省下设工部。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另设都巡河官，沿河地方官员也都兼理河务。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颁布《河防令》，下游河防修守体制进一步加强。

元明清时期

元明时期，我国仍以工部掌天下百工政令。元朝都水监的品秩有所升高，由四五品升为从三品，员额也有增加，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官属虽盛于往昔，实则职权分散。

明代治河兼治运，由漕运都督兼理河道。永乐年间，派工部尚书宋礼治河，此后又遣侍郎或都御史治河。成化年间，以王恕为总理河道，为黄河上设总理河道之始，隆庆年间总理河道又加提督军务职衔。山东、河南两省巡抚兼理河务，其组织机构愈见统一，职权愈见集中。

清代河防机构设河道总督专领河政，是主管黄河、运河或海河水系事务的水行政长官，简称“总河”。下设管河道、厅、汛、堡，由道员、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巡检分段修守河防，沿河各级地方政府仍有修守职责。咸丰五年（1855年）后，河务归地方管理，河道总督便演变为常设机构，有点类似现在的流域机构。

纵览历史，到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基本形成两套相对独立的水利机构——水部和都水监，标志着我国古代水利管理体制已成熟并定型。水部属于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掌管水利政令，进行水行政管理；都水监属于水利工程施工组织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河道、堤防工程以及运河开挖、疏浚等工作。水部和都水监没有隶属关系，但都水监受水部监督。宋元明清时期，我国古代水利行政管理体制虽有变化，但基本沿承隋唐时期的水部和都水监管理体制。

我国古代水利管理体制与机构设置为当时的治水兴国提供了强大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同时也为我国当代水治理事业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来源：中国水利报

作者：焦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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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水利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