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汉南为什么是泄洪区？
武汉汉南地区因其地理位置靠近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同时位于长江下游涨水区域内，容易受到汛期洪水的威胁。为了缓解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汉南地区的武汉市江夏区和东西湖区都建有泄洪区，用于在发生洪水时存储和调节洪峰流量，以保护下游城市免受洪水侵袭。汉南地区的泄洪区包括了东西湖泄洪区和江夏泄洪区两个部分。
武汉长江几月涨水？
由于地理位置、天气系统等差异，我国七大江河的汛期迟早不一。据降雨、洪水发生规律和气象成因分析，汛期大致划分如下：珠江：4-9月，长江：5-10月，淮河：6-9月，黄河：6-10月，海河：6-9月，辽河：6-9月，松花江：6-9月。
另外，由于暴雨比洪水超前，加上防汛工作的需要，政府部门规定的汛期一般要比自然汛期时间长一些。如政府部门规定珠江汛期起止时间为4月1日-9月30日，长江为5月1日-10月31日，黄河为7月1日-10月31日等
武汉长江历史上发过什么严重的大水？
1931年的《国闻周报》上刊登过这样一张照片：在汉口市中心最繁华的中山路上，洪水肆虐，漫无边际，街上的房屋、电线杆子都泡在水里，街道上行驶的不是汽车，而是大小不一的船只在往来穿梭。
图片描述的就是1931年长江洪灾时武汉的景象，因为年代久远，原图片不太清晰。但是从《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武汉三镇被淹没在水里长达一个多月，大批民房被洪水冲塌，到处都是因房屋倒塌而形成的瓦砾场。电线和电线杆也被洪水冲断，工厂、商店停业，灾民们挤在高楼的屋顶露宿，两千两百多艘船只在市区游弋，瘟疫四处蔓延。时人描述汉口的受灾情况说：“大船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漂流四围。”
1931年8月31日《申报》所刊登的民国政府调查结果显示，武汉三镇共被淹没十六万三千余户，受灾人口七十八万人，被洪水淹死约2500人。此外，每天因洪水造成的瘟疫、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又达千人之多。至于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
为什么1931年武汉会发生这么严重的水灾呢？
一方面是因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和中下游地区的乱围造田，造成长江的行洪能力变差。
清朝中叶以后，因为人口激增和土地兼并，长江上游地区的森林多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造成中下游的河道堵塞。据记载，自康熙年间开始，就有大批流民进入到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处的大巴山区开垦山林。流民们落后的刀耕火种导致水土流失严重，中下游河道里被冲出很多江心岛，江心岛的出现又吸引了大批无地的农民前来开垦；同时长江沿岸的湖泊也被无地的农民围起来开垦造田。多重因素下，长江的行洪能力大幅下降，平时尚好，如遇到降雨集中的年份，就很容易引发洪灾。
另一方面是因为1931年的天气异常，造成长江全流域、长时间的降雨。
这年在江淮流域的多个地区连降暴雨，不仅降雨的范围广，降雨的时间更是长达两个月之久。我国是北半球，季风气候，在平时年份里，长江流域的降水是江南早于江北，下游早于上游，长江干流可以有序的排泄洪水，但1931年的降雨是江南、江北、上游、下游全范围同时降雨。这就造成了长江干流根本无法排泄出这些洪水，再加上沿岸居民的“围湖造田”、“围江造田”降低了长江的行洪能力，洪水冲破了沿岸400多处大堤，淹没了沿江5个省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的几十个城市，武汉、芜湖、安庆、九江都被淹没在洪水之中。
此外，当时的军阀混战挪用治水经费和疏于维修水利也是造成洪灾的重要原因。如果说长时间的降雨是天灾，那挪用堤防的维修费用，疏于治水就是人祸了。
大家都知道，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维修非常重要，平时一个不起眼的蚂蚁洞，在汛期可能就会发展成溃坝的管涌。但当时的政府，忙于内战而疏于民生，几乎年年都有军阀混战，战火损坏了水利设施，维护堤防的人也被抓了壮丁，更可恨的是原本就少的可怜的水利经费也被军阀挪用到军费上用来混战。据记载，从清朝灭亡以后，湖北从本省历年的关税、厘金、田赋中抽取堤防维修费，到1931年已经积累了20多年，有2000余万。如果这笔钱用来维修堤防，洪水造成的损失和伤亡将会降低很多，但这一大笔钱没有被用在维修沿江堤防上，而是被蒋介石挪走1000多万，用来做中原大战的军费。上行下效，剩余的近千万元的治水经费被湖北省政府的人用政府的名义存放在川江龙公司（一个以贩卖鸦片为主要业务的公司），结果川江龙公司在收到这笔巨款后借机倒闭，明目张胆的吞没了治水经费。就这样积累20多年的治水经费没用在治水上，却用在了内战上和个别官员的中饱私囊上。
拓展阅读，1931年全国范围的洪灾
全国二十三个省份受灾，被称为是近代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1931年8月24日《申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句话：“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纾，洛阳之灾又起。
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公报和有关报刊的统计，1931年全国共有23个省份受灾，自四川以西几乎所有省份都未幸免于难。受灾最严重的省份除了上文所说的长江中下游沿岸五省外，还有河南、浙江、热河三省。
1931年7月上旬，芜湖被洪水淹没，整个芜湖市区成了长江江面的一部分，只有个别高楼露出水面，上面挤着露宿的灾民，往来交通只能靠小船和脸盆。根据灾后的调查，芜湖受灾人口四十一万，大约1万余人被洪水淹死，灾情与武汉相当，甚至比武汉更严重。不过因为武汉是国民政府的“旧都”的原因，时人和政府对芜湖的关注度远低于武汉。
江西九江附近因洪水泛滥，江面宽达30多公里，鄱阳湖和长江连为一体，城陵矶附近仅剩少数几个山头像小岛一样浮在水面上。
河南的唐白河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支流，但给沿岸人民造成的伤害丝毫不亚于长江。唐白河流域的新野、南阳两个县全部被淹没，加上临近的邓县（邓州），三县仅被洪水淹死的人口就高达3万多人，因瘟疫和饥饿而死的更是无法统计。
河南的汝南县（今汝南县、平舆县）地处淮河的支流洪河、汝河之间，两条河都在这年溃坝，全县近万人被淹死。
江苏的高邮县，因为洪泽湖的决堤，全县被淹死9000多人，乡村被洪水冲平，城里的水深达丈余。
安徽的凤台县，全县受灾，无一户幸免，全县被淹死7000多人。
据《大公报》调查，仅湖北一省，全县被淹的就达15个县，被淹没一半以上但未完全淹没的县又有32个，等于说半个湖北都泡在水里。
最重要的是，洪灾发生时正处在收获的季节。洪水不仅把当季的庄稼冲进了大海，还冲走了农民的家畜和存粮。洪水退去，返回家园的人们在重建家乡的同时，还要面临饥饿和瘟疫的威胁。
洪水淹没的江淮流域还都是人口稠密的产粮区，这次洪灾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缺粮，此后国外粮食大批进入中国，国外低价的粮食又压低了国内的粮价。本来灾民们想要靠洪灾过后的粮食丰收来重建家园，结果丰收却因粮价低反而成了赔本，对于灾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国外低价粮食对农民的影响可以参考叶圣陶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一文。
灾后中央政府理应进行赈灾，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由于组织能力底下和腐败严重，赈灾的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931年9月7日，宋子文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孔祥熙致电东北最高行政长官张学良，要求全国唯一农耕正常的地区东北向内地运粮赈灾。另外，冬季将近，灾民需要棉衣过冬，南京政府一方面加紧赶制，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旧衣，消毒后运往灾区。
但是，面对数千万近亿的灾民，三千万的公债只能是杯水车薪。在张学良答应从东北向内地运粮赈灾的10天后，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侵占，从东北调粮已无可能。
与南京国民政府的防灾、赈灾能力相对比，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武汉水位超过1931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最高水位，但武汉安然无恙，受灾死亡人数和损失不到1931年的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