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后现代真理观？卡普托所主张的真理观是什么？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介绍美国当代哲学家卡普托的真理观，前面我们分享了卡普托提出了三种真理模型：前现代的上帝即真理；现代的理性即真理；后现代的作为事件的真理观。
作者卡普托用“事件”来描述后现代的真理观，什么是事件？
作者说，事件是每次我们抗议按照规则所做的事情时所指的东西，也就是说，事件是相对于规则而言的。规则是必然的、普遍的、确定的也是抽象的，而相反，事件具有偶然性、特殊性、开放性和真实性。
事件并非非理性或者完全背离规则的，而是以规则为基础的一种恰当判断。事件是后现代真理观的核心，如果说前现代的真理观是“大写的真理”Truth，那么作者说后现代的真理观就是小写的复数的真理truths。后现代的真理观有三个重要的转向：诠释学的转向、语言游戏、范式转向。
首先，什么是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也叫解释学，这里我还是用诠释学的翻译，关于诠释学的系列内容，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反馈我之前的诠释学的系列内容。诠释学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代表哲学家包括狄尔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诠释学的核心是诠释的主体和诠释的语言，而不是诠释的对象。
诠释学否认存在一种客观的的历史、普遍的真理。对世界的理解不在于世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诠释它。比如之前有同学问：植物有理性吗？按照我们的一般理解，植物当然没有理性，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依赖于我们如何理解“理性”，理性是基于观念的思维活动，或者，理性也可以是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如果按照后者的定义，那么向日葵也是有理性的，所有动植物也是有理性的。同样，对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正义、道德和爱，都需要依赖于我们的诠释。
如果你要问诠释主义者什么是真理，那么他们可能说，这要依赖于我们从什么视角诠释真理。获得真理并不是通过没有预设地逼近事物或者真相，而是通过清除不恰当的预设，并找到恰当的预设去理解。诠释主义和相对主义是不同的，诠释的结论依赖于前提或者预设，但是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的“什么都可以”。在诠释学看来，没有预设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这种思想否定了笛卡尔的纯粹“我思”的可能性，任何理解都需要一套坚定的、敏感的、适合被调查的主题要求的假设。诠释学并没有遵循绝对和相对的真理观，而是开辟了第三种可能性。因为，绝对主义者相信，真理必须是没有假设的；相对主义者相信，什么都可以是，又什么都不可以是真的。但是诠释学认为，真理不是不要预设，而是拥有恰当的预设，避免错误的预设。
诠释学从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中找到了第三条路径，他们认为现代性对确定性和普遍性的痴迷是非常精明的，那是一种敲诈。获取的真理不是灵魂的沉思，而是在真实的世界中作为恰当的判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是好解释和坏解释，好理由和坏理由、没有万无一失的真理。后现代主义者用好理由，来替代纯粹理性。他们坚定地认为，有的理由是好于其他理由的，而不是相对主义认为的，所有都一样好或者一样坏。诠释学的真理在具体的事件中有好的坏的之分，并非一种模糊的相对主义。
诠释的真理观就是一种事件的真理观，是偶然的、特殊的、开放的，但也是真实的，并非虚构的。诠释需要判断力、认识能力和洞察力。我们在相互竞争的选项中做出基于某种可变规则的判断。诠释的价值观为后现代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一种有别于绝对和相对，理性和非理性，主观和客观的价值观。一种类似于尼采的视角主义的价值观。诠释不是我们和现实之间的一道墙，而是墙上的一扇窗。诠释赋予我们一个进入现实的角度。
第二个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一个概念，语言的意思是说，语言的使用依赖于不同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就像在不同的游戏中，有不同的规则。比如在伦理学、物理学、政治学中有不同的规则。每一种游戏都有它的规则。维特根斯坦借用“语言游戏”说来阐述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而也是后现代的一种真理观，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游戏的规则，同样也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真理。每种游戏都有自己的完整性和规则，如果启蒙运动把纯粹理性视为一个最高法院，而维特根斯坦则表示不存在这样的机构，只有管理它们自己的各种地方法院。
第三个是范式转换。范式理论是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概念，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理论，范式理论本来是描述科学进步的方式的，范式是一系列科学惯例，也是一共世界观体系。库恩指出科学不是一个连续的线性的递进过程，而是一个范式转化的过程。范式和范式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可比性，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范式，到牛顿的物理学范式，再到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范式，他们并非完全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后来的范式比之前的范式更先进，它们之间更多是不同。作者卡普托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阐述了一种真理观，范式就是一个解释框架，不同的范式可以得出不同的真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也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最高范式。
范式转换的思想不仅适用于科学，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它消除了旧有的绝对真理和相对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消除了大写的绝对的真理，而出现了根据不同的范式得出了小写的复数的真理。这里卡普托的三种后现代的真理观：一个是诠释学、一种是语言游戏、一种是范式转换。
卡普托最后指出，他所主张的一种真理观，是作为一种让未来敞开的力量，在面对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跟信仰和希望紧密连接的东西。在《真理》在这本书中，作者探讨了西方真理演化的三个阶段：前现代的上帝即真理；现代的理性即真理；后现代的作为事件的真理。后现代的真理观是开放和真实的，它包括了对真善美的最高价值的追求，而不仅仅是理性的规则，作者试图找回前现代的真理观，但又不是简单的还原，正如他说：我将试图让旧的真理观和智慧观东山再起，但现在要让它戴着后现代的帽子。
但是作者并不想把后现代变成前现代，让上帝统领一切，他只是试图擦掉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大写的“理性”，而把它变成复数，为宗教、伦理、艺术和其他对我们当代文化重要的东西留出空间。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更多精彩内容，推荐阅读他的原著《真理》会更有启发，我们下一期内容见。
约翰·卡普托：诗学的起点——无头黑格尔主义
在当代西方思想界，美国的约翰·卡普托（John D. Caputo）被公认为克服形而上学（亦作“克服本体—神学”/“克服本体—神—逻辑学”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是当代最顶尖的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研究专家，更被誉为“最重要的美国欧陆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在英语世界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值得信任的发言人之一”，当代欧陆宗教哲学的“祭酒”，欧陆哲学之“神学转向”的三驾马车之一。
卡普托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黑格尔主义的产物，对黑格尔的回应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存在着密切关系，后现代主义不是反黑格尔主义，而是解构黑格尔主义。卡普托对黑格尔、蒂利希、伽达默尔、利科的思想正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事件诗学的建构，离不开对黑格尔的“表象”、蒂利希的“象征”乃至伽达默尔、利科等人相关概念的解构。解构黑格尔主义，或者说，对黑格尔主义采取“反向”读解，乃是诗学的起点，包括两个方面：（1）凸显黑格尔主义所主张的宗教之“表象”特性;（2）解构黑格尔主义所执着的“绝对精神”、辩证法、“概念高于表象”。也因此，卡普托称自己的立场是对黑格尔主义的“斩首”，是那种解构黑格尔精神哲学体系的“无头黑格尔主义”“没有概念的无头黑格尔主义”“没有绝对知识的黑格尔主义”，指出这是他与黑格尔背道而驰的转折点。精神哲学应当被事件诗学取代。
若将此置于西方现代思想光谱中，卡普托“无头黑格尔主义”的解构立场可以得到更为充分地显现：
（1）尽管卡普托并非最先使用“无头黑格尔主义”一词的人，美国学者阿兰·辛格此前曾用该词指代那种剥离了辩证法目的后的黑格尔主义，旨在将主体建构为一种“行动”，然而，与之不同，卡普托的“无头”是要用“事件”去解构“主体”，不是将主体恢复为行动的主体（“施动者”），而是将“行动”解构为回应事件的“述行性”。
（2） 哈贝马斯将“无头的”理解为缺乏理性的狭隘盲目，批评“无头渐进主义”是违背了世界主义精神的短视表现，也是酿成欧洲政治社会危机的重要肇因，阻碍了欧洲的融合。哈贝马斯仍然在“未竟的现代性事业”中讨论“无头”。与之迥异，卡普托的后现代“无头”不是虚无主义的表现，而是批判现代理性主义，要剔除“概念”的主宰地位。
（3） 卡普托将自己对黑格尔主义的解构，比喻为“斩首”，显示出他实际上在用人体比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用头颅比喻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谱系中，这种形象化的譬喻立刻让我们想起了乔治·巴塔耶笔下的“无头者”形象。事实上，巴塔耶的“无头者”替代了尼采的“超人”，直接针对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现代哲学精神，尤其是当时科耶夫所竭力推崇的黑格尔。无头者逃离了他的头颅，拒绝某种领导者的统领，巴塔耶虽然受到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读解影响，但是又努力克服这种影响， 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 拒绝将和解或综合作为终点，用绝对精神来禁止与主宰一切。
而“无头”也让我们想起了拉康在批判现代性哲学时所提出的“无头主体化”，即“没有主体的主体化”。实际上，卡普托一直反对齐泽克对拉康的黑格尔式解读，并且由于拉康的“实在”概念容易被黑格尔主义读解为“绝对精神”，故而卡普托还特别用“超实在”替代“实在”，抵制拉康的“想象—象征—实在”结构被齐泽克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三段论，借此对黑格尔主义的读解予以“斩首”，从而将拉康从黑格尔主义的阴影下解放出来。
在批判现代主体主义和解构黑格尔体系的立场上，以“无头”为中介，巴塔耶、拉康与卡普托达成了某种契合。
同时，巴塔耶的“无头”也被用于对共同体的理解，借此解构以同一性为核心的现代共同体观念。巴塔耶的“无头的共同体”否定“恺撒式统一”，反对以某种领导一切、主宰一切的头颅来构筑共同体，拒绝“将一种强迫性的价值赋予共同体生活”。巴塔耶追求真正的“普遍共同体”“分解和排除”所有特定意识形态的共同体。
“无头的共同体”深刻透露出后来备受推崇的“缺席”观念，与“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一道被布朗肖、南希、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接受和进一步发展。卡普托的共同体观念不仅处于这一思想谱系中，直接受其影响，而且反对黑格尔的共同体观念，属于“无头黑格尔主义”的构成部分。
由此，卡普托的“无头”与巴塔耶的“无头”建立了一种既隐秘又显白的思想联系，共同表达了对现代思想的批判。“无头”不等同于上帝之死、人之死，而是代表着对旧有形而上学的解构，正如巴塔耶对黑格尔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重新的创造，无头黑格尔主义也是要重新打开黑格尔。
因此，梳理卡普托如何解构黑格尔主义，不仅为理解“诗学”的基本内涵奠定了基础，而且有助于揭示卡普托的“诗学”为何从最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概念，反而在逻辑上必然最终会走向责任诗学、政治诗学乃至宇宙诗学，从而最终凸显事件诗学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转载自《约翰·卡普托的“事件诗学”研究》，陈龙 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真理观是如何形成的？卡普托的真理观讲了哪些内容
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介绍美国当代哲学家卡普托的真理观，前面我们分享了卡普托提出了三种真理模型：前现代的上帝即真理；现代的理性即真理；后现代的作为事件的真理观。
从现代到后现代，真理观是如何形成的，接下来，我们介绍现代真理观三位代表：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我们看看西方现代真理观，是如何一步步被理性所侵蚀。
作者从哥白尼开始讲起，哥白尼是最先向我们暗示了，真理不是永恒秩序的反映，而是一种变动东西的人。
我们在中学课本中都知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这是哥白尼对天文学的贡献，但是哥白尼给我们带来的震撼还在于，他质疑了我们一种看起来毫无疑问的假设，这就是：地球是静止的。
这其实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世界观的核心假设，在哥白尼过去一两千年，西方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理查德·德威特的《世界观》这本书中，就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的一个核心假设就是：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世界观都是基于这个基本的假设而构建起来的，这个假设从来没有被人质疑过，就是因为它太符合直觉了，因为，如果地球是运动的，那在地球上的人怎么会没有感知，再也没有比，我们在站到坚实的地面上更为确定的事情了。
但这个看起来不可能被挑战的常识，被哥白尼质疑了。哥白尼让我们意识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不是静止的，地球有可能是运动的。
哥白尼的日心说给笛卡尔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让笛卡尔意识到，没有什么常识是不能质疑的。十七世纪初欧洲虽然仍处在极权主义的封建统治之下，经院哲学仍控制着哲学思想，但自然科学已初步挣脱了宗教的桎梏，逐渐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伽利略于1611年制成了天文望远镜，初次看到了以前用肉眼看不见的许多天体星像，进一步证实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个定律。
哈维创造了血液循环理论，把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大大推进一步。而笛卡尔自己则研究过物理学、光学、天文学、机械学、医学、解剖学等，而以数学方面的成就最为著名，把代数用于几何学而发明解析几何的就是他。
从1629年到 1633年，他总结了这些年来他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开始撰写《论世界》，在这本书里他打算一步步地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比如行星的形 成、重量、潮汐、人体等。但就在1633年，伽利略由于发扬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主张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而受到宗教裁判所的监禁，笛卡尔被吓住了。终于还是不敢把《论世界》拿出来问世，一直到笛卡尔死后27年才出版。
但是毫无疑问哥白尼的日心说给笛卡尔带来深深的震撼，笛卡尔思考，如果坚实的陆地都有可能是错误的，那么还有什么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笛卡尔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做为自己思想的起点，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他在“我思故我在”中找到了确定性，外界的现象、已有的知识，包括数学几何学知识，所有的一切都是可疑的，而唯有怀疑的思维本身是无法质疑的。因为，如果我怀疑，我就在思考，如果我思考，我就在。
笛卡尔从我思推出了上帝的存在，上帝是自然的作者，虽然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多次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这个上帝已经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而是在从思维和反思中得出的上帝，教会敏锐地洞察到了笛卡尔的反宗教的小心思，笛卡尔也遭到了教会的打压，他的书也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列为官方禁书。但是毫无疑问，哥白尼和笛卡尔一样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界，他让上帝和世界变得可疑，黑格尔也把笛卡尔视为西方现代哲学之父，他确定了理性的第一性。
笛卡尔是现代思想的开创者，是现代性的制图者，他重新绘制了知识地图，用现代的“身心二元论”，替代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现象-理念”二元论，从笛卡尔之后，一边是唯心主义，把真理放到心灵中，一边是唯物主义，把真理放到物质上。
笛卡尔开启了理性主义，而后来康德把理性至上推向了顶峰。康德的认识论很有名，他用哥白尼式革命来隐喻自己的认识论思想，但是作者认为，康德推崇理性，而且把真理和理性的地位颠倒了。在康德看来，理性不是真理的功能，而把理性视为确立真理的根据，真理需要符合理性的目的。康德是第一个否认拥有知识意味着知道真理的哲学家。在康德的认识论中，他区分了区分了表象的世界和物自体的世界，人类只能认识世界的表象，或者表象的知识，而无法获得关于物自体的永恒的真理。
在康德和笛卡尔之前，柏拉图区分了真正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知识是对真正世界的认识，也就是理念世界的认识，表象只能产生意见或者模式的信念。但是康德颠覆了这种认识论，真理不是让心灵符合现实，而是让现实听命于心灵
。康德说，知识、科学知识、客观的知识，只是关于表象的、关于心灵本体构建的，与心灵结构保持一致的现象，知识受限于心灵的状况，而真正的世界处于知识范围之外。作者卡普托说，康德分离了知识与真理，真理只是理性的普遍性上的形式上的特征。关于真理康德谈论很少，它只是有一种象征性意义，真理从属于理性，理性让真理黯然失色。
1804年康德去世之后，19世纪爆发了一场批判康德的风暴，在风暴中，哲学家和浪漫主义诗人们都呼吁要回归到生活的具体性，回归到生活具体的真理中。而让真理回归，肯定它对后现代最具指导性意义的哲学家就是黑格尔。那下一期内容，我们就来介绍黑格尔的真理观，更多精彩内容，请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我们下一期内容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