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杯会歌 200年前,贝多芬推出合唱《欢乐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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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前,贝多芬推出合唱《欢乐颂》

欧洲杯会歌 200年前,贝多芬推出合唱《欢乐颂》

今年5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为纪念德国著名音乐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举办了一系列古典音乐会,主推贝多芬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第九交响曲》。200年前的1824年5月7日,这部传世名曲正是在维也纳首次公演。贝多芬在作曲时另辟蹊径,首次将声乐与交响乐结合,其中第四乐章的合唱《欢乐颂》更以崇高的立意成为传世之作,成为鼓舞人们精神的力量之曲。

贝多芬担任首演“副指挥”

1824年5月7日,当时已经阔别舞台多年的古典乐大师贝多芬重返音乐大厅,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人头攒动,观众席中不乏重量级音乐家。那时的贝多芬听力不佳,担任这场演出指挥的是奥地利音乐家乌姆劳夫。贝多芬虽坚持同台,但他更像是一位“场上指导”。

音乐声起,贝多芬在乌姆劳夫身边聚精会神地打节拍。据乐团小提琴手回忆,舞台上的贝多芬“如痴如狂”、手脚并用,时而高高站起,时而蜷身蹲伏,仿佛要亲自演奏每一件乐器、演绎出每一个音符。随着第四乐章的《欢乐颂》将演奏推向高潮,台下观众挥舞起帽子与手帕,多次起立鼓掌。而受听力限制,贝多芬打出的节奏要比实际演出慢上好几个小节,直至台上演奏完毕,背对观众的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进度”当中,还是乐团一位歌唱家走上前,让他转向观众席,感受台下对这位音乐英雄的最高礼遇。

《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的首演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首演过后,德国《音乐广讯报》盛赞贝多芬“这位没有创作瓶颈的天才,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新世界”。音乐家车尔尼评论道,这部交响曲“富有清新、活泼的气息”,并称赞贝多芬这一原创作品充满着“力量、创新与美”。直至近年,英国古典乐领域的评论家马多克斯仍对这首交响曲赞不绝口,她表示:“音乐史上充满了各种转折点……而《第九交响曲》更是突破了交响乐的固有模式。”

与其他交响乐谱曲思路不同,《第九交响曲》首次加入了声乐部分——即《欢乐颂》的大合唱,故《第九交响曲》又被称作“合唱交响曲”。据了解,贝多芬的灵感来自他崇拜的德国诗人席勒,《欢乐颂》的歌词正是出自后者的同名诗篇,在其基础上做了一定改动。美国指挥家阿尔索普认为,贝多芬通过将诗词与欢快高昂的乐曲结合,传达出一种“更宽泛的”存在主义哲学,这其中包括他本人对团结、宽容、和平与欢乐的信仰,特别是原作中“人类团结成兄弟”的诗文,这也是贝多芬的美好愿景。

准备工作一波三折

尽管演出最终大获成功,但《第九交响曲》的问世十分不易,其演出准备工作一波三折。演出前的近十年时间里,贝多芬疾病缠身,还陷入了法律纠纷。此外,当时的维也纳乐坛受到“文化入侵”——意大利戏剧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交响乐,剧院的数量多过音乐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贝多芬原打算前赴德国柏林首演,是当地音乐人、庞大的粉丝群体获悉这一动向后,通过请愿的方式将他“强留”在了奥地利。

有媒体形容,《第九交响曲》的排练犹如一场“灾难”——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受剧院档期限制,贝多芬需要在短时间内召集一支建制完整的乐团。据英国“南岸中心”网站记载,《第九交响曲》只进行过两场完整的排演,参练人员中既包括职业乐手、也有不少“票友”,有的小提琴手难以驾驭高难度的曲目,拉到一半便停止演奏;还有乐手索性直接退出。

《欢乐颂》的合唱章节更是具有挑战性——合唱团不仅要耐心等待之前的乐章演奏完毕,第四乐章曲风突然高亢的转变需要他们快速酝酿情绪进入状态。当时舞台音响技术还十分有限,合唱团不仅要保证歌唱的音量能“盖过”乐器,还得能让后排观众清晰听到。为此,《欢乐颂》这一章的合唱险些“夭折”,是贝多芬坚持将其保留。

大师生命中最后的乐章

贝多芬在1824年5月一共举办过两场音乐会,但由于前期投入太大,《第九交响曲》的成功并未给乐团带来多少收益,是典型的“卖好不卖座”。同年5月24日,贝多芬举办第二场音乐会,有称这是贝多芬生平最后一次公演。1827年,《第十交响曲》尚未完成,一代音乐巨人抱憾离世,《第九交响曲》成了贝多芬生命中最后的乐章。

在贝多芬离世后近两个世纪的岁月里,他的音乐被称作“法国大革命在艺术领域的延续”,《第九交响曲》被誉为一曲歌颂和平、追求平等的赞美诗。其中,《欢乐颂》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广为传唱。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这支曲子是“对自然与人性最精辟的表达”,斯洛文尼亚哲学家、评论家齐泽克则表示,《欢乐颂》具有广义上的“文化适应性”,甚至能打破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对立。譬如在苏联时期,《欢乐颂》被苏联当成“红歌”。

200年来,《欢乐颂》的旋律无数次在各类重大场合奏响,或为鼓舞士气,或为呼吁和平、促进团结。智利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妇女在监狱外的街道上唱起西班牙语版的《欢乐颂》,为身陷囹圄的同胞带来希望;柏林墙倒塌后,作曲家伯恩斯坦组织两德音乐家共同演绎此曲、欢庆圣诞。1957年,英国南威尔士的矿工邀请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出席艾斯特福德节,虽然此行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挠,歌手还是通过电话连线为工人们演唱。

此外,《欢乐颂》也是很多国际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会歌,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2017年的G20峰会上,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意选择《欢乐颂》作为“迎宾曲”。2023年11月,英国工党党首斯塔默表示《欢乐颂》最能代表该党派的政治理念——这番说辞惹火了英国不少“脱欧派”人士,因为这支曲子同时也是欧洲联盟的“盟歌”、欧洲委员会的“会歌”,是欧洲的一个象征。▲

德国人的“阳台音乐会”:用贝多芬《欢乐颂》抗击新冠

欧洲杯会歌 200年前,贝多芬推出合唱《欢乐颂》

意大利人在阳台唱歌剧,德国人在阳台演奏《欢乐颂》,新冠疫情期间,这两个以音乐闻名的国家,都选择用音乐解压,用音乐抗击新冠病毒。

当地时间3月22日18:00,德国多个城市上演“阳台音乐会”,不少人聚集在自家阳台,同时奏响了《欢乐颂》。

活动灵感来源于意大利风靡全国、传遍世界的“阳台音乐会”。

活动前,德国多地音乐家呼吁:3月22日18:00,希望所有人都到阳台或窗前演奏《欢乐颂》,希望大家积极拍摄自己看到的“阳台音乐会”,并在社交媒体分享,留下这场疫情里的特殊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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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台演奏《欢乐颂》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了解,斯图加特多家剧院、乐团的演奏家加入了活动,斯图加特国家歌剧院还在官网呼吁:“不止专业的音乐家,城市里的所有乐迷都请参与进来!”

斯图加特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科尼利厄斯·梅斯特说:“如果既无法进行歌剧表演,又无法在现场举办音乐会,我们就必须采用其他手段。”

“我们邀请每个人站在阳台或窗户边,用尤克里里、笛子等乐器加入,唱歌、吹口哨也可以。”梅斯特希望 ,专业乐团和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片声音的海洋”,从而带来一种特别的体验和力量,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团结和社区融合感。

波恩贝多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德克·卡夫坦呼应,“在这个困难的时期保持这种团结精神,那是很有意义的。”

《欢乐颂》本是德国诗人席勒的诗歌,后来,贝多芬为之谱曲,将其作为《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点睛之笔。

《第九交响曲》表达了人类寻求自由的斗争意志,并坚信斗争最后一定以人类的胜利告终,人类必将获得欢乐和团结友爱。伴随着激情澎湃的唱词和急速雄壮的旋律,《欢乐颂》唱出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热望。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四海之内皆成兄弟。”过去近两百年,《欢乐颂》常演不衰,甚至被当作欧盟盟歌、欧洲委员会会歌,足见其在欧洲精神支柱一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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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演奏《欢乐颂》的人们

不过,相比意大利人的天真烂漫、热烈奔放,以严谨著称的德国,显然没那么放得开。

活动开始前,不少在德华人便翘首以待,活动开始后,他们又迅速传回第一手现场资料。

有人说,“特意打开窗户,只听到了鸟叫声?”“村里气势完全不行啊,趴窗台竖着耳朵听了半天,微弱的音乐连鸟叫声都盖不过去。”“我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又默默地关上了窗。”

不过,也有不少人激动表示听到了,很幸运地参与到这场“用爱发电”里。

“刚刚在阳台上听到了,有鼓声、口哨还有不知名的管乐器,钢铁德意志的柔情音乐。”

“家中闲坐,突然响起音乐声,跑到阳台上,此时凉风习习,夕阳西下,余晖在青草的露珠上几经反射,终于变得那么温柔。街上空无一人,牧野四合,或远或近的回荡着管弦乐的节奏,轻灵庄重,兼而有之,心情好像也变得明媚而坚定起来。我不知这场灾难何时结束,惟愿上帝赐福,欢乐可以永驻人间。”

在生存开始成为危机时,艺术总是最早被牺牲,但艺术往往也是我们在至暗时刻最需要的陪伴、最需要的救赎。

【史海回眸】:200年前,贝多芬推出传世之作《欢乐颂》,表达“人类团结成兄弟”美好愿景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今年5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为纪念德国著名音乐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举办了一系列古典音乐会,主推贝多芬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第九交响曲》。200年前的1824年5月7日,这部传世名曲正是在维也纳首次公演。贝多芬在作曲时另辟蹊径,首次将声乐与交响乐结合,其中第四乐章的合唱《欢乐颂》更以崇高的立意成为传世之作,成为鼓舞人们精神的力量之曲。

贝多芬担任首演“副指挥”

1824年5月7日,当时已经阔别舞台多年的古典乐大师贝多芬重返音乐大厅,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人头攒动,观众席中不乏重量级音乐家。那时的贝多芬听力不佳,担任这场演出指挥的是奥地利音乐家乌姆劳夫。贝多芬虽坚持同台,但他更像是一位“场上指导”。

欧洲杯会歌 200年前,贝多芬推出合唱《欢乐颂》

古典乐大师贝多芬(环球时报)

音乐声起,贝多芬在乌姆劳夫身边聚精会神地打节拍。据乐团小提琴手回忆,舞台上的贝多芬“如痴如狂”、手脚并用,时而高高站起,时而蜷身蹲伏,仿佛要亲自演奏每一件乐器、演绎出每一个音符。随着第四乐章的《欢乐颂》将演奏推向高潮,台下观众挥舞起帽子与手帕,多次起立鼓掌。而受听力限制,贝多芬打出的节奏要比实际演出慢上好几个小节,直至台上演奏完毕,背对观众的他仍然沉浸在自己的“进度”当中,还是乐团一位歌唱家走上前,让他转向观众席,感受台下对这位音乐英雄的最高礼遇。

《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的首演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首演过后,德国《音乐广讯报》盛赞贝多芬“这位没有创作瓶颈的天才,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新世界”。音乐家车尔尼评论道,这部交响曲“富有清新、活泼的气息”,并称赞贝多芬这一原创作品充满着“力量、创新与美”。直至近年,英国古典乐领域的评论家马多克斯仍对这首交响曲赞不绝口,她表示:“音乐史上充满了各种转折点……而《第九交响曲》更是突破了交响乐的固有模式。”

与其他交响乐谱曲思路不同,《第九交响曲》首次加入了声乐部分——即《欢乐颂》的大合唱,故《第九交响曲》又被称作“合唱交响曲”。据了解,贝多芬的灵感来自他崇拜的德国诗人席勒,《欢乐颂》的歌词正是出自后者的同名诗篇,在其基础上做了一定改动。美国指挥家阿尔索普认为,贝多芬通过将诗词与欢快高昂的乐曲结合,传达出一种“更宽泛的”存在主义哲学,这其中包括他本人对团结、宽容、和平与欢乐的信仰,特别是原作中“人类团结成兄弟”的诗文,这也是贝多芬的美好愿景。

准备工作一波三折

尽管演出最终大获成功,但《第九交响曲》的问世十分不易,其演出准备工作一波三折。演出前的近十年时间里,贝多芬疾病缠身,还陷入了法律纠纷。此外,当时的维也纳乐坛受到“文化入侵”——意大利戏剧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交响乐,剧院的数量多过音乐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贝多芬原打算前赴德国柏林首演,是当地音乐人、庞大的粉丝群体获悉这一动向后,通过请愿的方式将他“强留”在了奥地利。

有媒体形容,《第九交响曲》的排练犹如一场“灾难”——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受剧院档期限制,贝多芬需要在短时间内召集一支建制完整的乐团。据英国“南岸中心”网站记载,《第九交响曲》只进行过两场完整的排演,参练人员中既包括职业乐手、也有不少“票友”,有的小提琴手难以驾驭高难度的曲目,拉到一半便停止演奏;还有乐手索性直接退出。

《欢乐颂》的合唱章节更是具有挑战性——合唱团不仅要耐心等待之前的乐章演奏完毕,第四乐章曲风突然高亢的转变需要他们快速酝酿情绪进入状态。当时舞台音响技术还十分有限,合唱团不仅要保证歌唱的音量能“盖过”乐器,还得能让后排观众清晰听到。为此,《欢乐颂》这一章的合唱险些“夭折”,是贝多芬坚持将其保留。

大师生命中最后的乐章

贝多芬在1824年5月一共举办过两场音乐会,但由于前期投入太大,《第九交响曲》的成功并未给乐团带来多少收益,是典型的“卖好不卖座”。同年5月24日,贝多芬举办第二场音乐会,有称这是贝多芬生平最后一次公演。1827年,《第十交响曲》尚未完成,一代音乐巨人抱憾离世,《第九交响曲》成了贝多芬生命中最后的乐章。

在贝多芬离世后近两个世纪的岁月里,他的音乐被称作“法国大革命在艺术领域的延续”,《第九交响曲》被誉为一曲歌颂和平、追求平等的赞美诗。其中,《欢乐颂》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广为传唱。美国诗人惠特曼说这支曲子是“对自然与人性最精辟的表达”,斯洛文尼亚哲学家、评论家齐泽克则表示,《欢乐颂》具有广义上的“文化适应性”,甚至能打破最极端的意识形态对立。譬如在苏联时期,《欢乐颂》被苏联当成“红歌”。

200年来,《欢乐颂》的旋律无数次在各类重大场合奏响,或为鼓舞士气,或为呼吁和平、促进团结。智利军事独裁统治时期,妇女在监狱外的街道上唱起西班牙语版的《欢乐颂》,为身陷囹圄的同胞带来希望;柏林墙倒塌后,作曲家伯恩斯坦组织两德音乐家共同演绎此曲、欢庆圣诞。1957年,英国南威尔士的矿工邀请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出席艾斯特福德节,虽然此行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挠,歌手还是通过电话连线为工人们演唱。

此外,《欢乐颂》也是很多国际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会歌,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2017年的G20峰会上,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意选择《欢乐颂》作为“迎宾曲”。2023年11月,英国工党党首斯塔默表示《欢乐颂》最能代表该党派的政治理念——这番说辞惹火了英国不少“脱欧派”人士,因为这支曲子同时也是欧洲联盟的“盟歌”、欧洲委员会的“会歌”,是欧洲的一个象征。(刘皓然)